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行业协会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研究获得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基于CiteSpace软件以及近三十年文献计量,从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方面绘制相关知识图谱。结果表明: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深入,研究成果总体上呈增长趋势,高校是研究主体,但机构和作者间合作不足;组织运作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经济法学、农业行业协会是其四大研究热点;研究路径分为三个主题各异的阶段,由基础性研究向成熟稳定化和专业化研究转变;基于脱钩背景的协会-党政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及基于内部效率逻辑的组织建设等主题将成为我国行业协会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议题。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普及推广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双重机制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以获取、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以面向、基于和经由数据的治理为机制,重构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作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政府旨在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总之,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科层制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实现现代化路径则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带来国家社会治理关系的转变,也为智库影响力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新契机。为适应社交媒体的崛起所改变的政治生态,全球智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受众互动,以多种方式在网络公共空间发挥影响力。中国智库在利用社交媒体后发生了潜在变化,具体包括在智库层面上促进智库发展和社会功能发挥,在行业层面上推动各类智库走向多元化发展,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政策市场繁荣和决策优化三方面。社交媒体时代智库自身发展、智库政策参与和政府决策系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智库在有效结合社交媒体特征,定位发展战略,提升机构影响力方面有待持续深入探索。
作为纪检监察体制的核心环节,领导体制在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纪检监察工作的效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积极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汲取历史智慧,始终立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表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原则,持续强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演变的基本方向,健全派驻领导体制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纪检监察法规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既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代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方略。
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一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难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中国的经验显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基本事实和长期趋势为背景,以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推动的“社会治理”为研究视角,解析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何以可能。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改革对于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具有重要贡献:一方面化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提升政府回应性。中国的实践表明,一种基于需求-回应框架的社会稳定性分析模型是富有解释力的。
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礼制和伦理为联结机制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已趋于解体,乡村治理的内生机制严重不足,社会秩序塑构也成为亟待解决的治理难题。农村高额彩礼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乡村社会秩序失范的一个缩影。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既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软件基础,更是促进乡村社会秩序良性运转的重要推动力量。论文以河南省N县农村高额彩礼治理实践为考察中心,依据新制度经济学下路径依赖理论的解释模型,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探析农村高额彩礼演进过程中认知锁定的生成机制,并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剖析认知锁定的突破路径,以期对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秩序有所启示和借鉴。
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评估科学性不强、评估结论失准、评估效果欠佳等现象,与该评估所具有的负激励属性分不开。评估负激励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需要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对社会风险评估负激励的功能再造要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标准按照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记分卡思维方式进行重塑,同时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把某些负激励指标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发挥多种评估方法的叠加性制度优势,提高社会风险评估的综合化程度和精准化水平。
科学评价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改革以来的运行成效,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文旅融合发展质量至关重要。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数是评价工作的前提。通过事前的文旅机构改革达成度评价、事中的文旅融合过程评价、事后的文旅融合结果评价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台州市9个县(市、区)的数据为例对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运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指标体系能够对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状况进行很好的比较和评价。
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提出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发展与治理两大主题;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围绕着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续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从“立国制度”建设到“关联制度”建设再到“全面制度”建设,“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交汇与合流内在地衍生出“真实中国”建构问题。在通往未来之路上,“向治理寻求发展”政治逻辑所孕育的“向(人民)民主寻求治理”的政治逻辑,将引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和“真实中国”建构及其互动格局,并由此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在发展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以“新技术体系”“新政府体系”“新治理模式”三个要素为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理念”框架。基于上海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情境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渐进调适的特征,在创新维度上逐渐实现技术向度、组织向度、社会向度的组合,在理念维度上逐步叠加运行向度、服务向度、参与向度。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建议进一步重视渐进调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序规划长期发展,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理念支撑、科学布局。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投资效率以及能源供需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中国需要用相比于西方更短的时间实现“双碳”目标,因而面临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更大挑战。在实现“双碳”过程中,需要面对经济、金融、社会等一系列风险,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节能降碳”这对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通过构建“1+N”政策体系、发展“双碳”产业、建立健全“双碳”投资市场、加大“双碳”技术研发、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治理等多重渠道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推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绿色发展的长期需要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系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内涵。面向碳中和的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发展,是立足于绿色低碳发展背景,同时兼顾能源低碳产业链深度融合、能源产销空间均衡、能源技术耦合发展、能源市场相互联动与政策体系协调保障的全新发展方式。面对现阶段我国在推动能源供需双侧协同转型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未来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关系需要由“被动式”协同向“主动式”协同、“弱”协同向“强”协同以及“静态”协同向“动态”协同演进,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双向驱动方式。能源系统的深度调整不仅要在量上解决能源供需错配问题,更要在产业、空间、技术、市场、制度等结构体系上推动能源供需双侧深度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效,但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碳排放增长迅速、碳泄漏形势严峻、碳达峰挑战各异和碳中和任重道远等现实挑战,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碳中和视角出发,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合作;在“一带一路”层面推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在全球层面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与企业开展公私合作,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务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推动政府“整体智治”。这些探索赋予了“数字政府”新的内涵,而不同地方政府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也选择了差异化的思路和模式。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建设模式,从公私合作视角出发,选取数字政府建设10个代表性省份和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平台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将这些代表性省份和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划分为三类模式:平台垄断模式、服务交付模式和内部管理模式。在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并赋予其自主性来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成为影响其数字政府建设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也使得数字政府建设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显著分化,集中体现在决策权、正式与非正式规制权和所有权等三个维度的权力分配差异,由此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巡视制度做出了大量调适和优化,使其焕发生机并成为当前我国执政党内部最为重要的反腐监察手段。政党适应性为理解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巡视制度进行有效调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总体上看,党中央对巡视制度的多次调适使其在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和制度成效上朝向精细化、规范化、强势化的趋势发展。得益于强大的适应性,中国共产党对环境变化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对党内意志和行动具有凝聚和引导能力,对既有资源具有整合和调配能力,这些都为巡视制度的调适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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