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数字经济现象的现实存在,正在推动着经济学者对数字经济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数字经济模式包含着极其宽泛的内容,它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的诸多经济问题,其实质并不能通过数字经济现象得到完整的反映。厂商投资经营或产供销活动如何使自己成为数字经济主体,厂商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哪些方面导致新型的市场制度安排;数字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投资流向、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总供给和总需求等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政府将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来应对数字经济运行。基于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有必要对数字经济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作出分析性考察,这种考察需要以厂商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运用为分析主线,通过对数字经济现实存在的解说,研究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格局,以粗线条地构建一个描述数字经济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以“新技术体系”“新政府体系”“新治理模式”三个要素为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理念”框架。基于上海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情境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渐进调适的特征,在创新维度上逐渐实现技术向度、组织向度、社会向度的组合,在理念维度上逐步叠加运行向度、服务向度、参与向度。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建议进一步重视渐进调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序规划长期发展,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理念支撑、科学布局。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从三个方面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和奋斗:第一,从共同富裕的定量目标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第二,从现实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来看,实现共同富裕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第三,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而推动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国家应逐步转变干预社会的方式,归属于市场及社会领域的应注重发挥市场自主规律及尊重社会运作的自我逻辑规律。同时,国家应将自身管理及干预社会的方式区分为介入、调控、合作生产及居间协调等不同种类,针对不同事务领域及社会场域采取不同干预方式,通过多重的干预治理方式及其情境化运用达到高效精致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些都是“共同富裕治理”的中心观点。在共同富裕治理格局中,既要注意发挥国家独特的规划及动员社会的作用,也要注意国家及行政体系的功能性边界及能力界限,防止行政化过度扩张可能带来的负效应,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格局中。
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评估科学性不强、评估结论失准、评估效果欠佳等现象,与该评估所具有的负激励属性分不开。评估负激励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需要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对社会风险评估负激励的功能再造要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标准按照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记分卡思维方式进行重塑,同时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把某些负激励指标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发挥多种评估方法的叠加性制度优势,提高社会风险评估的综合化程度和精准化水平。
城市化叠加数字化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背景。城市治理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改革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路径。论文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剖析数字化改革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的内在逻辑,并以嘉兴市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化改革赋能市域社会治理实践成效,探讨数字化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的二元性能力特征,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公共服务动机是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学者开发的量表,其文化适配性往往受到质疑。本研究采用经典的量表开发方法,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中国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研究发现,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同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名声和道德坚持两个新的维度,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环境紧密相关。本研究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为未来更有文化适配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形成主要由政策创新驱动,而政策创新又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策企业家精神和对纵向层级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回应;互利共赢是复合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具体体现为相容利益是治理主体合作的基础,特定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揭示了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关键性形成条件,对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贫困会给儿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透过家庭与环境压力、资源与投资和贫困文化这三个理论视域考察贫困对儿童的主要影响及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可以发现,我国主要是通过困境儿童保障措施和“分类施保”救助措施应对家庭与环境压力,通过儿童营养健康保障措施和教育福利应对资源与投资不足,并通过就业救助与教育福利应对贫困文化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政策文本还是实践效果方面,我国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均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要在总结理论启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反思,进而提出反儿童贫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路径。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与企业开展公私合作,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务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推动政府“整体智治”。这些探索赋予了“数字政府”新的内涵,而不同地方政府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也选择了差异化的思路和模式。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建设模式,从公私合作视角出发,选取数字政府建设10个代表性省份和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平台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将这些代表性省份和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划分为三类模式:平台垄断模式、服务交付模式和内部管理模式。在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并赋予其自主性来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成为影响其数字政府建设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也使得数字政府建设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显著分化,集中体现在决策权、正式与非正式规制权和所有权等三个维度的权力分配差异,由此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美国也不例外,自1909年白宫儿童会议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美国在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方面,形成了国家确立责任、社会市场多方参与、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与欧洲建立普惠型儿童福利和我国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不同,美国重点关注贫困儿童及家庭,儿童保护制度非常完善,但儿童福利津贴不足,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回顾美国儿童福利发展历程,分析儿童福利的内容和特点,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体系。
作为纪检监察体制的核心环节,领导体制在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纪检监察工作的效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积极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汲取历史智慧,始终立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表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原则,持续强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演变的基本方向,健全派驻领导体制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纪检监察法规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既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代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方略。
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在国家碳中和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全新挑战。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和趋势提出未来40年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深度脱钩的“大分流”概念,区分了高碳和低碳城镇化“两个40年”发展期。前40年,城市人口、GDP和碳排放同向高速增长;后40年走向碳达峰、碳中和,GDP持续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大幅下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深度脱钩。运用基于政府视角的城市治理MPC—IC模型对比分析两个时期的治理特征,发现在碳中和背景下,城市政府面临着自身动力不足、权力受限和能力缺乏的问题;而在制度环境方面,也存在着激励相容性和约束制度化不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40年在低碳城镇化的“大分流时代”实现碳中和的城市治理创新关键领域和政策建议。
作为有待完全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数字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极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先进生产工具在各项生产、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推广和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极易被前数字化时代的思维理解为只具有生产、物质效用的工具,至多只能跟着制度、人、事“跑”,至多只能提供更便捷的社会交往的物质条件。要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就要克服生产工具孤立于社会关系刚性范畴的误解,深刻理解生产工具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改革的重塑性革命作用,全面理解生产工具的内涵及其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正反两面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数字化不同的历史意义,自觉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跨越,推进社会主义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章发展演进,基本上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完善党章;其中,中共二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七大党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善成熟的一部党章,八大党章是全面执政以后第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党章,十二大党章确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内容,十九大党章确立了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遵循。从百年党章发展演进中可得出三点基本启示: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还是新时代,党章都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依章治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模式;党章的发展变化,是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建设的主线,也是把握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主旋律”;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党章修改的内在动因,也是观察分析党章发展变化的基本点;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依规治党,都是建立在依章治党基础之上,全面依章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德发公司案为探讨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专业认定提供了契机。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一般应给予尊重,主要缘由在于行政机关固有的专业技术判断优势、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中的裁量以及行政诉讼司法谦抑原则的内在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必要审查,既有比较法上的经验,也与我国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息息相关。从司法审查技术策略上看,行政专业认定是否合乎程序正当要求、是否明显不合常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是三种基本标准,法院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必要尊重和有限矫正之间的平衡。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综合既有研究可知,社会治理共同体指多元主体在既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再组织化网络结构。基于浙江省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表明:党委组织网络、政府部门网络、群团组织网络和社会组织网络,在社区内部、跨越社区和基层社会三个不同层次中实现了网络的再组织。具体而言,多重网络以人民福祉为最大公约数,确立了合作共识;继而打破主体间的界限,建立起组织网络的关联;并在合作行动中嵌入,实现功能的相互依存。再组织化超越了单一网络功能而迈向整体性治理模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群团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多重网络的再组织路径,对于理解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为行政体制的空间投影,行政区划及其不断调整是重塑空间治理格局的重要基础。所谓行政区划治理,就是指多元行动主体通过参与、协商、信任、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实现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助推国家和区域的善治。行政区划调整转向治理-服务逻辑、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公众参与能力提升、行政区划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等为治理嵌入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行政区划政治色彩鲜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多元主体结构失衡、改革绩效悬浮等特点导致治理的嵌入仍存在一定限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实现现代化路径则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民企二代”接班日益普遍。然而,与此同时,一部分下海型企业家的子弟却选择回到体制内单位工作。通过对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尝试检验中国商业家庭父代-子代体制内职业地位的传承,研究发现中国的商业家庭存在“被中断的体制化”:父代的体制内经历显著提高了子代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可能,并有利于子代在体制内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父代体制内经历的代际影响具有非同质性,相对体制内就业经历,父代的干部身份对子代体制内工作的促进效应更大;父代体制内经历作为一种先赋性资源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受到子代其他资源禀赋的调节,子代受教育程度越低,父代体制内经历的影响越强。作为国家主导的政经秩序的结果,“被中断的体制化”及其未来发展将对中国商业精英的地位再生产、社会阶层的固化及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高质量发展包含绿色发展,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社会福利、生态福利所构成的福利体系基础上的共同富裕。可见,生态文明理应纳入共同富裕框架,而且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共同富裕不仅是私人或家庭收入的共同富裕,而且是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共同富裕。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生态面前人人平等,生态平等可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生态产品的供给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乡村居民,而需求者往往是收入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打通生态产品的供求渠道可以促进财富的城乡转移,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生态产品的供销要通过完善保险制度防范生态产品生产、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自然和人为的灾害风险,要通过完善信息甄别机制和营销渠道创新防范假冒伪劣风险。生态要素参与财富分配,可以提高乡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或财富。这是保障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基于生态要素使用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成本的差异性,开展区域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用水权交易、用能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等生态产权交易,必然促进社会福利增加,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包括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在内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在顶层设计基础上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需要以巡视改革的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生态文明建设驱动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确立可持续性的治理目标、分工协作的治理结构、绿色共富的治理制度。
近年来NGO贪腐丑闻屡见报端,关于贪腐的发生虽有多种解释但缺少实证检验和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为此,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外部防控-内部廉能-制度规束”3层涉及政府监管、第三方评估、媒体披露、公众参与、企业监督、廉洁自律建设、公益能力建设、制度健全度、制度执行力等9大致腐因子。基于所选取的12个NGO贪腐典型案例,辅之以媒体关于NGO贪腐的报道、调研访谈,对9大因子进行验证,均被证实的同时,还发现“上级NGO监管不力”和“慈善认知偏差”两个新的但仍可归属为9大因子类别的因子表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NGO贪腐肇因解释框架”并形塑NGO贪腐防控治理机制:从长远看需要针对9大致腐因子多管齐下,构建起有效的防控治理机制。但鉴于因子类型的“固化性”不同,应采取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治理策略。
在我国七种协商民主渠道中,政协协商和基层协商的实践推进相对最显著,而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新时代,两种协商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又有较清晰的互补性。浙江省政协在基层推进的“请你来协商”创新实践,是推动两种协商实现互补的有益探索,迄今已取得较显见的初步成效。文章运用协同治理理论,对其取得成效的内在机理予以解析,并提出,在当前浙江省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其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努力中,倘若坚持从协商民主“公共性”特质出发不断创新,该实践有望成为展示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经验支撑。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已有研究大都关注多元主体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与社群机制中的治理行为与治理成效,而较少对多种治理机制如何互补协同构建起共治模式进行探究。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和合作治理理论,本文提出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模式可以分为补缺模式、协同模式与替代模式。通过对宁波市鄞州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研究发现,补缺模式有效盘活了志愿者群体、社区原住民等社会资本力量,在社会自治领域激发群体活力;协同模式有效聚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在社会共治领域协同多元主体应对网络治理与统战新形势;替代模式有效促进了基层社会组织在社群的竞争与合作中共同成长,在社会共治与社会管理领域发挥更好效能。
随着全球升温幅度扩大和极端天气概率不断加大,气候变化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历程来看,气候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关联,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繁荣。为更积极有效地应对气候危机,有必要探索将气候治理与SDGs进行深度融合,这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也与生态文明理念一脉相承,且两者之间具有巨大的协同增效空间。实现气候治理与SDGs深度融合,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需要,也有利于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实现由全球治理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因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当前我国在气候治理与SDGs深度融合方面存在政策协同难题,也面临非传统安全挑战和承受巨大国际压力,建议通过促进跨部门合作、实现多元主体共治、推进跨学科研究加以破解。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近年来,基层负担一直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困扰着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给予高度重视,多措并举高位推动基层“减负”。在理论上,对基层负担的根源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压力型体制理论,但因其研究的单向性、不可倒推性掩盖了基层负担过重的多重原因之贡献,最终引发人们对基层负担的片面性认知,不能得出基层负担必然由压力型体制所致的唯一性结论。因此,需要重新考量现阶段基层负担的制度性根源,创新对基层负担的全新认识,补充和完善压力型体制理论。基于对我国3个省乡镇街道的随机抽样,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最终发现,导致基层负担的原因已远远超越于压力型体制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组织体制机制中“上级权力,下级权力,职责规范和督考机制”等多重变量的共同影响,需要采用多元并举的治理举措为基层“减负”。研究贡献在于,开发和构建了我国现阶段基层负担的研究框架模型,完善和补充了压力型体制理论,提出了在组织管理之中基层负担的指标性价值。
党政机构合设合署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这一前提下处理好党政关系,打破所谓的党政界限,增强党的领导力,提高政府执行力。党政机构合并合署改革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对行政组织、行政职能、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程序、信息公开、行政监督、行政责任、行政救济等十个方面提出新课题。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要围绕党政机构合并合署改革的重大课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从行政组织、行政法渊源、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督和救济等方面加强理论研究,为机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社区在2020年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彰显了作为微观治理单元的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关键角色。通过搭建组织构建、组织嵌入、组织动员的分析框架,并以浙江省N街道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梳理并分析在常态化时期作为枢纽型组织的基层党组织如何有效发挥引领作用,研究发现:基层党组织通过对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有效嵌入,成功动员社区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的治理中;组织嵌入在激活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同时,还将制度优势成功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常态化时期社区自治力量的培育,不但推动了社区善治的实现,也有助于社区对突发公共危机的秩序化应对。
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这一话题,学界在党的形象的基础理论、特定时期党的形象建设和互联网环境下党的形象建设等方面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人民形象、实干形象和廉洁形象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面向未来,应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时代定位、对象定位和目标定位,从视觉形象、话语形象和气质形象等维度把握其构成要素,塑造认真实干、开放亲民的中国共产党整体形象,沉稳智慧、随和亲民的领袖形象,为民发声、为民服务的基层组织形象以及清正廉洁、富有个性的普通党员形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巡视制度做出了大量调适和优化,使其焕发生机并成为当前我国执政党内部最为重要的反腐监察手段。政党适应性为理解和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巡视制度进行有效调适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从总体上看,党中央对巡视制度的多次调适使其在制度设计、制度运行和制度成效上朝向精细化、规范化、强势化的趋势发展。得益于强大的适应性,中国共产党对环境变化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对党内意志和行动具有凝聚和引导能力,对既有资源具有整合和调配能力,这些都为巡视制度的调适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推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绿色发展的长期需要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系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内涵。面向碳中和的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发展,是立足于绿色低碳发展背景,同时兼顾能源低碳产业链深度融合、能源产销空间均衡、能源技术耦合发展、能源市场相互联动与政策体系协调保障的全新发展方式。面对现阶段我国在推动能源供需双侧协同转型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未来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关系需要由“被动式”协同向“主动式”协同、“弱”协同向“强”协同以及“静态”协同向“动态”协同演进,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双向驱动方式。能源系统的深度调整不仅要在量上解决能源供需错配问题,更要在产业、空间、技术、市场、制度等结构体系上推动能源供需双侧深度耦合。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提出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发展与治理两大主题;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围绕着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续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从“立国制度”建设到“关联制度”建设再到“全面制度”建设,“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交汇与合流内在地衍生出“真实中国”建构问题。在通往未来之路上,“向治理寻求发展”政治逻辑所孕育的“向(人民)民主寻求治理”的政治逻辑,将引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和“真实中国”建构及其互动格局,并由此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在发展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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