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议题。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普及推广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双重机制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以获取、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以面向、基于和经由数据的治理为机制,重构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作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政府旨在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总之,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科层制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
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尤其是关于供求关系良性互动的论述,有助于梳理我国宏观经济治理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脉络,进一步深化认识和自觉遵循新时代客观经济规律,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面对经济发展有效需求不足等失衡特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已成为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需要认识和遵循的重要规律。当前实现需求与供给两端协同发力,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导向上必须追求以有效需求牵引供给、以高水平供给创造需求,还要从政策制定和传导机制、治理机制和体制基础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切实提升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在数字时代,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和社会资本是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发现:(1)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社会资本是数字融入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机制;(3)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的老年人,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可以从数字融入中获取更多的心理健康收益。数字融入对进一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倡导建设数字包容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需要消除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障碍和数字技能壁垒,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形成主要由政策创新驱动,而政策创新又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策企业家精神和对纵向层级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回应;互利共赢是复合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具体体现为相容利益是治理主体合作的基础,特定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揭示了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关键性形成条件,对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基层负担一直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困扰着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给予高度重视,多措并举高位推动基层“减负”。在理论上,对基层负担的根源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压力型体制理论,但因其研究的单向性、不可倒推性掩盖了基层负担过重的多重原因之贡献,最终引发人们对基层负担的片面性认知,不能得出基层负担必然由压力型体制所致的唯一性结论。因此,需要重新考量现阶段基层负担的制度性根源,创新对基层负担的全新认识,补充和完善压力型体制理论。基于对我国3个省乡镇街道的随机抽样,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最终发现,导致基层负担的原因已远远超越于压力型体制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组织体制机制中“上级权力,下级权力,职责规范和督考机制”等多重变量的共同影响,需要采用多元并举的治理举措为基层“减负”。研究贡献在于,开发和构建了我国现阶段基层负担的研究框架模型,完善和补充了压力型体制理论,提出了在组织管理之中基层负担的指标性价值。
居民需求差异大、组织化程度低、集体决策不易达成,是以往政府“包办一切”的社区管理模式难以克服的问题。微治理为克服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从场域理论出发,以H市X街道为个案分析社区微治理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可以发现,微治理通过在社区内构建特定场域空间,推动各类型社区资本的统筹和交换,促成惯习行为的重构,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主体间利益的协调机制、赋权增能与约束监督的长效机制、治理目标与治理行为的互构机制,有力推动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着居民自治组织能力不足、传统治理结构依然形成障碍、资源统筹机制相对欠缺等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行业协会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研究获得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基于CiteSpace软件以及近三十年文献计量,从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方面绘制相关知识图谱。结果表明: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深入,研究成果总体上呈增长趋势,高校是研究主体,但机构和作者间合作不足;组织运作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经济法学、农业行业协会是其四大研究热点;研究路径分为三个主题各异的阶段,由基础性研究向成熟稳定化和专业化研究转变;基于脱钩背景的协会-党政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及基于内部效率逻辑的组织建设等主题将成为我国行业协会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背景下,反腐败以前所未有的高强度姿态在国家各领域开展,对中国社会和民众心态产生深刻影响。在应然层面,相关研究肯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对提升中国公众政治信心的积极作用。不过,上述论断还有待充足的经验证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学界对反腐败提升公众政治信心作用过程的系统性探讨仍有不足。鉴于此,文章从“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着手,通过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SGS)数据的实证分析,解答全面从严治党何以提升中国民众的政治信心。研究发现如下:第一,高强度的反腐败行动提升了中国公众的政治信心。第二,公众对政府清廉感知的不同来源会对政治信心产生相反作用。间接评价正向影响其政治信心,即政府清廉感知的间接评价越高,公众对政治信心的评价水平就越好,而公众清廉感知的直接经历负向影响政治信心,并且间接评价的作用大于直接经历。第三,在反腐对政治信心的提升作用中,公众对中央的政治信心高于地方。公众的政府清廉感知对中央、地方政府的政治信心分别产生独立影响。不过,这种独立效应仅存在于间接评价对政治信心的影响上。此外,反腐对公众政治信心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格局的关键。基于“过程—事件”方法,通过对多个基层部门的田野调查,可以探索出四种培育民众对政权积极情感的实践机制:基层干部展现良好德行、通过利益互惠传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引导民众将特定情感不断结合认知并深化为信念、以老人等群体为中介将积极情感加以传播。情感培育使中国基层治理秩序稳定、动态运行、深入生活“小事”并表现出柔性协调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出“治理有机体”的状态和趋势。“治理有机体”是现代性条件下以党组织为核心枢纽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并且折射出了中国的本土性治理传统。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投资效率以及能源供需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中国需要用相比于西方更短的时间实现“双碳”目标,因而面临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更大挑战。在实现“双碳”过程中,需要面对经济、金融、社会等一系列风险,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节能降碳”这对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通过构建“1+N”政策体系、发展“双碳”产业、建立健全“双碳”投资市场、加大“双碳”技术研发、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治理等多重渠道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近年来NGO贪腐丑闻屡见报端,关于贪腐的发生虽有多种解释但缺少实证检验和整合性的解释框架。为此,对现有研究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提炼出“外部防控-内部廉能-制度规束”3层涉及政府监管、第三方评估、媒体披露、公众参与、企业监督、廉洁自律建设、公益能力建设、制度健全度、制度执行力等9大致腐因子。基于所选取的12个NGO贪腐典型案例,辅之以媒体关于NGO贪腐的报道、调研访谈,对9大因子进行验证,均被证实的同时,还发现“上级NGO监管不力”和“慈善认知偏差”两个新的但仍可归属为9大因子类别的因子表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NGO贪腐肇因解释框架”并形塑NGO贪腐防控治理机制:从长远看需要针对9大致腐因子多管齐下,构建起有效的防控治理机制。但鉴于因子类型的“固化性”不同,应采取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治理策略。
我国狭隘的分行业监管体系容易使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依存关系,并逐渐形成内循环的“行业熟悉社会”。这一结构特征在能源行业尤为突出,也是能源行业监管合谋、失效和腐败多发的体制性因素。因此,在行业监管中,应该通过集成化、扁平化的结构再造,促进多行业监管干部轮换和跨界、异地交流任职,杜绝监管干部在监管机构和被监管产业间的交叉任职,更多采取飞行监管、智慧监管等监管优化措施打破监管者与监管对象间的“熟悉社会”生态,斩断行业内部熟悉关系的链条。
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评估科学性不强、评估结论失准、评估效果欠佳等现象,与该评估所具有的负激励属性分不开。评估负激励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需要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对社会风险评估负激励的功能再造要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标准按照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记分卡思维方式进行重塑,同时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把某些负激励指标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发挥多种评估方法的叠加性制度优势,提高社会风险评估的综合化程度和精准化水平。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根源于人工智能社会的不公正。为了更加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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