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成效的“最有感”体现,关键在于亮点应用场景的打造和创新。本文利用《中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建设蓝皮书》103个案例进行内容分析,揭示超特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建设的问题面向、技术应用与绩效改进。研究发现:应用场景建设解决的现实问题包括“高效办成一件事”和“高效处置一件事”,智慧政务、智能交通、智慧社区与智慧城管是主要领域,智慧环保、智慧安防相对较少。政企协同是应用场景建设中广泛采取的合作方式,市民合供和智库参与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客观技术类型呈现多样化应用趋势,聚焦在人工智能、物联感知监测技术;技术应用方式覆盖基础设施层、功能层和应用层,侧重于发挥不同技术组合效应为城市治理问题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现有案例中的应用场景从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维度实现了绩效改进。本文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由宏观建设内容探讨拓展至微观应用场景分析,为超特大城市建设高绩效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提供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组成部门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在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调控和保障作用。运用组织生态理论和组织结构权变模型,通过纵向的历史经验梳理归纳出了政府机构“增设”的六种方式——转设、组建、合并、升格、拆分、新设。通过组织结构变迁的驱动因素分析和六种方式的横向比较,未来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改革更有可能采取转设、组建、合并等方式,而采用升格、拆分、新设等方式的可能性不大。对政府机构“增设”的细化分类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一般性规律。

党政班子分工并不只是一个治理技术问题,而是政治与行政领域的实质性问题。以制度主义与行动者理论为基础,建构党政班子分工的类型学,即包括“制度性分工”“能动性分工”“契合性分工”“临时性分工”的类型学模型。这一模型得到G县14年间党政班子分工的系统性数据检验。这表明,理解和解释县级党政班子分工,必须注重制度因素与能动者因素。两者的相互作用,使班子分工形成了制度刚性与主观柔性相结合的复合性体制,践行着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

“层层加码”是当代中国地方治理中一个突出现象,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密切关注。然而,对多层级治理体系中层层加码的生成和变异机理还缺乏一般性讨论,尤其没有区分加码行为的分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的政策会引发层层加码,有的政策鲜有加码举措。本文基于压力型体制解释,结合政治锦标赛和政府间共谋解释,发展出一个“结构—资源—能动”的三元分析框架,讨论了加码行为的层级转化动力机制和分化样态,推进了现有的解释。文章认为,在多层级治理体系中,处于上下级之间的中间政府决定着压力传导强度和加码阈值大小,直接影响着下级的行为调整,进而导致加码的叠加或终止。因此,要改进多层级治理体系的运行,应该把重点放在中间政府层级。

基层政策执行行为是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组织张力-行为博弈-执行效果”的逻辑链条,通过对S省A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执行的案例分析,归纳了“乡镇政府内部不同职级人员策略互动”的分析框架。在S省A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执行中,乡镇主要领导通过主动认领政策任务、提高执行标准、缩短执行期限等方式回应上级政府的“加码”要求;而身处基层一线的政策执行人员却表现出分类迎检、缓落实、政策“停摆”等“减码”行为。在科层制主导的基层治理中,乡镇组织的运作方式呈现出“松散关联”的特点。乡镇政府内部的权责失衡、激励偏差、动员失调、情感疏离等多重组织张力,引起了不同职级人员之间的“加码”和“减码”博弈,促进了基层政策执行中的动态平衡。

“起源于安徽,发展于山西,拓展于浙江”的县域医共体改革,是中国2009年实施新医改后最重要的强基层政策工具。在地方探索与顶层设计的互动中,县域医共体改革逐渐成为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中国方案。县域医共体改革在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效应,为国际整合医疗卫生服务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县域医共体改革目前仍然存在局限性,主要源于改革的不彻底,而这恰恰指明了县域医共体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与方向,即以医保支付方式为核心,驱动县域医疗共同体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共同体转型。

垂直管理是一项多层级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是我国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央地关系调整和政府运作流程优化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垂直管理体现出我国独特的体制优势,即发挥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地方的创造性实践相结合,健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根据“行动者—资源”视角,构建“治理资源—治理成本”的分析框架,解析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情境性差异,能够为提升垂直管理的有效性提供启示与思路。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认识加强统一战线党内法规建设的重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初步构建起了由党章、专门条例、相关条例等构成的统一战线制度体系。但还存在规范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完备、执行不到位、体系性和协同性不强等明显短板和不足。应进一步完善统一战线党内法规体系,提升相关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当前,数字产业集群的建设为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动力。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地探讨了数字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都对提高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控制了不同变量、替换了解释变量以及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这些结果依然稳健。此外,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的效应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的专业化集聚主要通过吸引外资和降低交易成本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多样化集聚则通过技术溢出和降低交易成本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影响。门槛效应分析进一步揭示,在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和技术密集的环境下,专业化集聚对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本文的实证研究为制定因地制宜的数字产业发展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强调应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点推进数字产业集群建设,从而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在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企业正在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以占据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势必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在跨期迭代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者、数字化资本和企业数字税等变量,能够有效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者内部收入不平等。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与数值仿真模拟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生产率效应、岗位替代效应和涟漪效应的传导路径加剧收入不平等,在进行适当的参数校准条件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剧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入不平等。为了缓解由数字化引致的劳动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应加快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促进教育公平;加大劳动者数字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岗位适配度;加快数字税收体系建设,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加强劳动市场数字信息平台建设,提高供需双方对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