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全党思想、意志、行动的统一,最根本的是用党的基本理论武装全党。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飞跃,为我们党提供了充满思辨力量,守正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展现蕴含新思量的理论领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国际与国内相结合、治党与治国相结合、理念与方法相结合、体系与要素相结合,突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谋篇布局,为我们党提供了充满谋略力量,踔厉奋发的战略观、统筹力,作出充满正能量的战略导航。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秉持新发展理念,布设了迈上新征程的大棋局,以推进全面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描述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我们党提供了充满实战力量,勇毅前行的布阵图、任务书,鸣笛贯通高质量的新程启航。

在“强基层”战略推动下,县域医共体建设已经成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关键抓手。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危机构成了新的挑战,如何在时间高度紧迫、医疗需求骤增的情境下实现有效应对,成为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聚焦整体性协同与组织重新整合两项核心元素,以浙江省县域医共体改革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一改革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影响,并通过案例分析阐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医共体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基层的应对能力,改革的完成情况与防范预警、医疗救治两个应对阶段的表现紧密相关,能力提升通过多元主体协同联动机制与需求驱动的资源统筹机制予以实现。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系统整体协同的改革要求,综合考虑政策可能存在的溢出影响对于科学精准施策和增进制度势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关于政策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聚焦单一或某类政策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缺少从整体视角探究政策溢出效应的普遍规律和底层逻辑。本文从错综复杂的政策溢出现象入手,旨在厘清政策溢出效应的概念本质,提出划分政策溢出效应类型的不同维度,总结产生政策溢出效应的核心机制和影响机制的因素。未来需要深入讨论如何从政策全过程更好预见、监测、评估政策溢出效应,从方法、程序和技术上如何予以优化,从而更好应对政策溢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自由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培育,不应仅停留于应然层面的探讨,还应讨论民众自由观的实然状况。但自由观实证研究一直未能得到国内学者应有的关注,尤其缺乏必要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基于词源追溯与概念比较,自由观乃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公众对于成员与成员、成员与权威机构、成员与资本以及权威机构的关系中保存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信念与偏好。其基本维度可划分为民众对于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中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认知,以及原则性支持、比较性支持与情境性支持。据此,再通过系统抽样数据的项目分析、信度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开发出适合中国情境、可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自由观量表。

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大党独有难题,既与许多世界大党有着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身党情的中国特色。要从学理层面深入理解大党独有难题,本质上是对大型政党治理和建设问题的独特性进行深入分析,其核心是对政党规模问题进行组织分析。从组织学来看,大党和小党存在明显的组织和行为差异。大型政党普遍面临着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平衡党内权力关系、激励党员集体行动、治理组织复杂性等独有难题。中国学者要科学地理解大党独有难题的生成机理、主要表现和破解之道,需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大党独有难题的共通性和特殊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在移动政务中,需求侧的公众体验与用户评价应该被重点关注。研究基于32个省级政务APP用户评论大数据,析出用户评论的关注范畴、主题特征与主题方向,设计用户评论数据的分析模型,构建公众对移动政务绩效评价的影响因素框架。研究发现,政务APP的用户评分整体不高,用户认为政务APP可用性问题突出、易用性发展分化、完备性尚有空间、强制性部分存在、安全性得到保障;移动政务绩效水平显著影响公众评价,政务APP的正向完备性、正向强制性、负向可用性、负向易用性显著影响公众评价。研究启示,政府与公众“合供”受到政府态度、技术环境、公众感受等影响,移动政务要率先解决好技术制约性问题提升服务包容性,开展鼓励推广比强制推广更能获得公众好感,适时建立移动政务的互动反馈和质量提升机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风险根源于人工智能社会的不公正。为了更加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需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形态: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导致人工智能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也隐藏着无法回避的分配公正风险。作为一种基本分析的基础理论,马克思的分配公正观是一种进行不同的理解和分析时的共同性逻辑范式。在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以生产正义为根本前提,以劳动平等为价值规定,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践旨归的分配公正观。在这一认识框架内,人工智能与分配公正的根本问题在于智能时代的“财富分配悖论”,其根源于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表现为持续加剧的生产非正义、劳动不平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因此,使“无法回避”的分配不公正得以真正扭转的唯一出路是当人工智能一出现这种全新的伦理风险时就跳出资本逻辑并对此彻底批判,重构人工智能的社会主义价值,将分配的形式体系转变为创造的实质呈现,实现人工智能的真正社会应用。

在侦查场景中,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配置关系到相关信息能否获得保护、相应的取证手段是否属于强制性措施而受到规制,美国判例中呈现的第三方原则提供了一个解读的视角。该原则的理论基点主要包括公民对向第三人传递信息的行为自担风险,公民对存储在第三方的数据不具有主张合理隐私期待的权利基础等。然而,第三方原则已然无法适用于平台控制下的个人信息,原因在于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之间的联结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并未被斩断。加之对第三方原则的全景式、本土化反思,可得到平台控制下个人信息数据权利配置的基本构造:一方面,以信息主体之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为内核,涉及隐私权、个人信息利益、通信秘密等权利基础;另一方面,对于平台而言,相关数据调取措施所造成的干预集中于平台的经营自由权,包括个人信息保护义务的克减与协助数据调取义务的课予,平台借此得以与执法机关积极博弈,构成个人信息保护的外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