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质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生态、文化诸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五年发展民营经济、壮大民营企业的重要任务有五方面:市场准入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受到同等法律保护;完善社会信用;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建构中国式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经验是以党建引领赋能多元一体的社会合作治理结构,以全过程基层民主激活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以多元治理机制的互嵌提升社会治理的整体效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框架体系中,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是“地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支柱”,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就是“栋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保障机制需要主体合作、激励相容和监督巡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考核评价标准的建立和健全,把国有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绩效考核挂钩,使社会效益“软指标”有可能真正成为“硬指标”。这有利于通过发挥“指挥棒”的引导作用把两个效益相统一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对口支援是当代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也是国家规模治理中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结对支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规模治理负荷与非均衡性双重难题。对口支援的生成演变经历了孕育和初创、确立和拓展、巩固和完善三个阶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是对口支援构建党政同责同心圆治理格局的关键支撑,“行政发包制”以及项目制是对口支援实现特定领域下规模治理负荷转移与分化的内在逻辑。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有关对口支援的创新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学理化提炼,完成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把中国之治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网格化管理是一种源自地方实践的政策工具,历经多年扩散创新,成为了中国基层治理的基础设施。其要义在于借助信息技术,对基层公共事务进行网格式划分,高位推动打破部门壁垒、实现层级贯通和治理重心下移,并通过考核与问责落实责任,以独特的运行机制更好地实现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目标。网格化管理的出现,显著影响了科层制和网络化治理等公共事务治理的基本治理形式,也为一些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注入了新的元素,从而对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直接作用。由于网格化管理本质上是层级制升级和改造的产物,它可能存在着责任落实和问责的不合理、挤出部分人群的权利、压缩社会空间等弊端。不过,经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网格化管理可能积极推动数字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高龄老年女性群体正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和困境。基于1998年、2008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数据,研究全面剖析了高龄老年女性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三个层面所遭遇的多重发展困境。可以发现,在个体层面,高龄老年女性普遍面临教育不平等与认知能力衰退、身体亚健康与自理能力限制、孤独感与心态消极等挑战;在家庭层面,她们往往遭遇晚年丧偶、独居空巢、经济自主性较低和照料资源不足等困境;在社会层面,医疗保障不充分、养老保障不完善、长期护理保障缺失等问题则更为突出。高龄老年女性是老龄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关注对象,针对她们的多重发展困境,亟需构建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综合治理策略框架,明确精准识别、科学评估和积极应对的治理路径,全面推动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高龄老年女性的生活质量和福祉。

随着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祖辈隔代照料成为家庭与生育的重要支持力量。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数据(CFPS)2016年、2018年、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隔代照料对中国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隔代照料能够使育龄女性再生育水平提升5.6%~5.8%。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隔代照料对低收入水平家庭、低受教育水平的育龄女性再生育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在社会托育服务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隔代照料对女性的再生育决策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建社会托育服务体系尚需时日,在过渡阶段有必要以“家国一体”思想为引导,将具有即时性、安全性和低成本的隔代照料纳入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之中,这是补齐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破解婴幼儿照料难题和提振人口生育率的有效路径。

加快推进儿童福利体系建设,既是对现代家庭的有力支持,更是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举措。回顾儿童福利核心理念的历史变迁,研究提出了儿童福利的“发展理论视角”:立足于儿童、家庭、国家三者关系,建立以发展为取向的普惠型儿童福利,实现儿童、家庭与国家的共同发展。基于发展理论视角,与OECD国家相比,我国儿童福利体系在价值取向的普惠型、保障内容的发展型与政策目标的多元化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推进我国儿童福利体系的建设,根据社会、经济、人口发展状况,我国应分阶段迈向普惠型儿童福利体系,保障内容应从生存型福利向发展型福利拓展,最终实现儿童层面的身心保护与发展、家庭层面的抚育压力减轻与生育促进、国家层面的人力资本投资。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系统与有机统一体,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有相辅相成性,二者并非并列关系与对等关系,而是“是什么”与“怎么干”之理论与实践关系,党组织的组织功能是政治功能的“物质支撑”与行动落实。纵观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得出三点基本经验:即党的领导、党的历史使命、党的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相辅相成,党的政治功能、组织功能必须围绕党的领导与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组织体系、政治功能、组织功能相辅相成,政党功能必须以政党组织体系为载体、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为保障;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具有整体性,但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又具有一定的层级差异性与时代差异性。深刻认识与总结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的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需要根据政党组织系统-结构-功能的动态平衡进行深入分析。

既然“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那么《数字中国整体布局规划》的愿景是否直面并回应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突出挑战,能否在落地实践中兑现变中国为“数目字上可治理”的国家的使命,就成为了有待严肃检视的问题。沿用经典的组织理性化视角,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科层制组织为面向,可以提出一个分析国家组织现代化程度的概念框架,并将其用于探讨数字中国、国家组织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三者间的逻辑联系与转化约束。这一概念框架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平衡的分析原则,有利于纠正视技术引进和融入为组织现代化充分条件的思维偏差,揭示出国家组织的现代化并非单纯技术与工具意义上的效率提升,更关乎其内部对公共价值的多元兼容与动态回应。实现数字中国的愿景不仅需要谋划成本—收益合理、职责分工明确、绩效考核激励相容的技术赋能方案,更需要探索党政之间、央地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需求共生和价值共创的“平台”智慧。

中央和地方都是政策试验的重要主体,其中政策目标、政治风险、成本收益等因素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在政策试验过程中角色转换的关键因素。在政策目标模糊的情况下,中央更多地采取划定政治风险红线的方式,通过放权地方进行多“点”政策试验。在政策目标清晰、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中央倾向于顶层设计,同时基于地方禀赋和成本收益的考量,采取指定单“点”的方式进行政策试验。深圳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的政策试验为之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政策试验中央地角色的相机转换对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时代,劳动场景和劳动过程管理发生重大变化,对算法治理提出新要求。当前,以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为切入点,探讨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治理的生成逻辑与优化路径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数字化劳动场景下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主要沿着劳动时间、劳动空间以及绩效考核三条进路展开。而劳动过程控制的这些变化则带来劳动者对离线休息、安全健康和抽成正义等权益的保护诉求。在算法保护新机制和权益保护新内容的双重驱动下,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算法良治”新挑战,亟需优化劳动时间、劳动空间和绩效考核等维度的算法规则,推动劳动算法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乱治走向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