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各类层出不穷的风险,韧性治理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的新选择。但迄今为止,学界对究竟什么是韧性治理、其经过怎样的发展阶段及其更好的状态究竟是什么等关键问题,都还未能进行足够澄清。通过从恢复力和适应性两个维度对治理类型进行划分,并将韧性治理与刚性、脆性、任性治理对比,有利于澄清韧性治理的含义。基于对理论演进和关键实践的系统梳理,研究发现国内外韧性治理都经过工程韧性、生态韧性、社会韧性三阶段范式变迁,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未来韧性治理要进一步发展,需同时从全内涵、全领域、全层次、全主体、全价值、全技术、全过程、全世代八维度实现“八全”韧性治理。

社会资源配置是由哪些力量来调节的?在市场和国家(政府)的调节力量之外,是否还存在“第三种力量”?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从历史和现实的两大维度确证了社会人文是商品经济历史阶段调节资源配置的第三大力量,详细分析了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的“无形之手”、国家(政府)的“有形之手”、社会人文的“第三只手”,三者之间存在既相互独立、有所隔离,又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辩证关系,分析和论证了科学理解和把握社会人文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作用,在理论上将使我们对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认知更加全面、深刻。在实践上为各级政府及市场主体制定和落实行动策略提供更加完备的理论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具体实践和百年建党管党治党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有其内在依据,它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是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关键环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其基本要求是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要以具体求深入,推进政治监督精准化要以精准求实效,推进政治监督常态化要以常态求长效。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一要确定政治监督的有效抓手,以具体化锚定政治监督目标;二要找准政治监督切入点和突破口,以精准化明确政治监督重点;三要形成政治监督规范化工作机制,以常态化确保政治监督落实。

实效性是评价新时代党纪教育质量和成效的最直接反映。从内在机理来看,新时代党纪教育实效性内蕴着从浅知到深知、从认识到内化的“知情意行”相互贯通、彼此关联又拾级而上的层次结构。新时代党纪教育成效显著,但纪律认知到纪律认同的转化存在阻滞、纪律认同到纪律执行的张力尚需弥合、遵规守纪的个人践履到清正廉洁的整体氛围亟待巩固、党纪教育实效性的评估考核相对困难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党纪教育实效性的提升。各级党组织要推动新时代党纪教育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协同衔接,增强党纪教育的时代性、精准性和感召力,以制度保障党纪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并建立健全党纪教育实效性的评估考核体系,为提升党纪教育实效性开辟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路径。

“乌卡时代”(VUCA)之下,突发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安全面临重塑,应急管理亟待革新。本文梳理2019年至2024年间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应急管理的国际研究文献,剖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研究热点、发展趋势与未来展望。基于30本代表性期刊504篇论文,研究发现当前研究普遍采用应急治理理论框架,聚焦政社互动机制,并深入探讨政府维度、社会维度及政社合作的核心议题。本文总结应急管理研究的七大趋势,包括治理范式的转型、伦理议题的深化、跨学科方法的融合、数字化工具的应用、全球应急管理的比较、不确定环境下的决策优化及韧性治理的探索。这些进展丰富了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应急管理提供了深刻启示。

在相似的应急制度环境和组织结构下,为什么基层应急管理活动会产生极大的效果差异?应急制度与过程的既有研究难以回答这一问题。通过比较南方E省A、B两县的防汛备汛过程可以发现:基层应急效果差异并不完全取决于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完备与否,同时也受制于政府注意力分配对多任务结构的作用。通过基层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组织内部形成了平行执行和嵌套执行两种任务结构。前者通过分散责任的方式规避自身风险,进而加剧组织应急风险,导致应急效果欠佳。后者则重塑任务分工与应急流程,引导科层体制聚焦中心任务,取得了较好的应急效果。这既补充了政府非常态情景下应急效果差异的中观解释,也为完善基层治理任务结构、优化应急绩效提供了行动策略。

智能数字设备深度嵌入人类社会,提供了人们通过连接性便捷进入数字生活世界的基础和条件,社会交往从人际关系逐步拓展至人机关系。在数字社会,技术从显性和隐性两个维度加深着自我异化程度。从显性来说,数字交往为自我客观化提供技术路径,让自我变得可量化;从隐性来说,数字交往对自我异化的影响是难以察觉的,渗透在日常生活。数字交往中的自我类型有化身式自我、量化式自我、接入式自我和服务式自我,其异化表现形式具有差异,但共性是人类自我的主体性正在通过技术让渡给技术控制者。本文针对四种自我异化类型提出治理路径,并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要回归人类的主体性,在技治与人治的结合中走向人机共生。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摄影等技术都只能表现脸,却无法控制脸。步入数智社会后,以平台和流量为关键驱动力,数字技术全面实现了对脸的控制。这种基于数字平台对脸的控制利用了人的爱美本能与趋利性。一方面,数字平台“一键生成”的美丽即时性地满足了人们对数字美的欲求;另一方面,数字资本迫使平台上的人用一张美丽的脸来收获社会注意力、流量和利益。在数智社会,机器给予我们“美丽的脸”,同时给予我们“美丽的陷阱”。过度美颜、深度伪造正在削弱人脸的可识别性,削弱人类基于脸获得经验真实的能力;非法AI换脸不仅削弱了社会真实性,还冲击了社会信用体系,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为建设一个理想而美好的数智社会,要深入探索数字技术对脸的控制这一新的“技术—社会”现象,更要科学防范和解决其所引发的社会冲击。

基于专利申请数据和地级市经济特征数据,研究就协同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探析。实证结果表明,协同创新带来了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且这种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内陆城市、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和城市群中的城市。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对于经济差距水平较低的地区而言,协同创新能带来经济差距水平的进一步缩小;但对于经济差距水平较高的地区而言,协同创新反而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协同创新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缩小地区间创新能力差距,提高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协同创新还带来了城市联系的增强,提高了市场一体化水平,并推动了产业分工水平的提升,因而能够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但目前,协同创新仍然未能促进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的跨省流动,这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造成了阻碍。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组合搭配形成了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拥有区域和产业两个维度。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布局调整是推动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政策和实践背景下,以生产力的阶段性变化为主线,以区域生产关系调整为副线,生产方式的空间重构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生产力层面,四个阶段表现为新技术萌发、新产业形成、新模式塑造和新动能汇聚;相应地在区域生产关系层面,四个阶段表现为局部增长极、区际发展轴、区域城市群和全国发展网。而这一系列变革的最终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大市场,在国内大循环中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协同发展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