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热线作为新时代桥接政府与民众的关键治理接口，其运转构成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微观实践范式。具体言之，政务热线的运行依循“民众表达—政府受理—政府回应—民众评价”的逻辑闭环展开，借由“民声吸纳、处置规制、分层兑现、双向倒逼”四项核心机制，系统性地将参与性、程序性、回应性、问责性四重民主价值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正是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多重民主价值于单一治理场域内实现了融合，生成了“复合式民主”的实践形态。由此，政务热线超越了传统政民互动载体的工具范畴，演化为承载着全过程人民民主意蕴的价值场域，为民主实践图景增添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微观支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治理范式转型交汇期，韧性城市建设等新兴治理场域加速涌现，对地方政府以前瞻性思维创造性落实中央战略提出更高要求。既有研究多聚焦“为何”与“何种”创造性执行，较少系统解释“如何生成”的内在机制与能力生成路径。本文引入组织学习视角，构建“议题认知—网络行动—技术工具”分析框架，对实践进行过程追踪，揭示地方政府在新兴场域中实现创造性执行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韧性城市作为重塑安全治理逻辑的新范式，在认知框架、行动结构与工具集合层面与传统应急管理体制产生多重适配张力；地方政府通过“议题建构与定位—权责分工与协同—路径聚焦与优化”的三阶段学习机制，将中央宏观话语落实为在地化治理方案，并逐步弥合新旧场域冲突；创造性执行并非先验能力，而是依托“干中学”模式，在实践—反思—制度化的迭代中生成。研究推进了创造性执行理论的情境化解释，为新兴场域中的地方政府能力建设提供了“组织学习—制度创新”的政策启示。

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是推动政策有效执行、促进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重要路径。随着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度嵌入，基层公务员被要求依托多种智能终端、信息平台和政务APP开展工作，处于持续在线和即时响应的工作状态，由此引发的技术过载问题日益凸显。已有研究表明，技术过载会对公务员工作状态产生负向影响，并可能抑制基层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如何理解并破解这一困境，成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效能的重要议题。基于“压力源—应变—结果”模型，整合资源保存理论及其衍生的“工作要求—资源”理论，构建了技术过载影响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模型。以江苏省N市基层公务员为研究对象，基于385份有效问卷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过载显著增强了基层公务员的角色负荷感知和情绪耗竭程度；角色负荷与情绪耗竭在技术过载与创新行为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技术过载抑制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拓展了基层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野，也为缓解技术过载、激发基层公务员创新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政府与市场的匹配关系是现代国家治理和地方治理的核心议程，也是最富挑战性的世界性难题。得益于市场化体制机制创新的先发优势，浙江独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演进历程，塑造出了市场体系扩展与政府治理创新的良性互动机制，赋予了省域治理创新旺盛的活力。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统一，对于地方政府最重大的挑战，是在明晰并恪守政府法定职责和行为边界的前提下，提升与“有效市场”相匹配的治理能力。

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制度是规范权力运行、明确工作责任、保障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制度创新，着力破解责任不清、权力滥用、懒政怠政和工作断档等顽瘴痼疾。通过对Z省J市的地方创新实践研究发现，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制度涵盖了明确工作责任、规范交接程序、厚植制度文化和开展全过程监督等多方面制度性内容，在规范权力行使、强化责任落实、引导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制度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需要不断健全变动交接制度体系。对此，要从建立权责明晰的责任清单体系、完善流程闭环的制度运行程序、健全奖惩分明的激励约束机制、培育履职尽责的交接制度文化、搭建智能协同的交接管理平台等方面着手，进一步优化和完善领导干部变动交接制度。

植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生语境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成功建构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标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话语。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理论认识，持续推动改革开放的话语建构，在“时间—空间—主体”三维向度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范畴的超越性建构，并以“情感—实践—信念”三重叙事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创造性书写，系统形成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品格，突出其独特的中国特色，拓展其深远的世界意义，具有破除西方现代化迷思、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意蕴。

在不同的语境和学科视角下，时间具有不同的内涵、类型、属性及功能，其在国家的形成、建设和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隐秘而强大的作用。时间不仅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资源和依据，亦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对象，是内含于现代国家治理思维和治理机制中的基本维度。国家的时间治理需要有效整合时间的一统性和弹性，建构出兼具规划性与情境性的时间秩序，重视时间治理所具有的价值理念整合功能，并防控以资本为幕后推动力量的时间导向与时间标准对社会之宰制，以此协调不同社会系统的运行及不同类型的社会时间，实现集体与个体对于时间预期的有效衔接，应对国家治理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加速性等挑战，提升国家治理活动的系统性和立体性。进而，为阐释国家治理的理念、场景、机制、目标提供一种新的思考，丰富国家治理的研究视角。

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落地背景下，劳动者的延退意愿反映了其对政策的内在回应和自愿遵从，深刻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2025年对西安市中老年劳动者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社会资本对个体延退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社会资本是延退意愿的重要前置变量，对延退意愿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2）社会资本分别通过积累心理资本、增强政策信任、提升政策满意度，间接促进劳动者的延退意愿；（3）相较于心理资本与政策满意度，政策信任在社会资本影响延退意愿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中介效应；（4）社会资本通过“心理资本—政策信任—政策满意度”所构成的链式中介路径对延退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展现出社会资本在政策执行中的“治理嵌入”特征。为优化延迟退休政策实施效果，应当系统提升社会资本存量质量，构建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政策信任与政策满意度的协同支持机制，并强化政策信任生成与扩散，为政策目标的柔性落地提供保障。

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作为对福利供给理论的超越，福利治理理论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福利体制的重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都是我国养老制度建设进程中的特有概念，前者强调政府责任，后者关注市场力量。基于对概念生成逻辑的考察，提出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协同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福利治理的过程。福利治理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重构福利制度的要求，意味着内部存在针对不同政策对象的政策领域，具有不同类型的政策机制。理论上，福利治理中包括行政领域中的权力支配机制、经济领域中的利益规制机制、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影响机制。实践中，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在协同发展上面临的困难本质是政策领域交叠产生的多重政策机制“纠缠”。对此，需要以福利治理引领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再结构化”，包括重构复合性政策领域、发展权变式政策机制、推动事业与产业双向赋能。迈向福利治理，在战略上需要优化顶层设计、统筹多元目标、培育多元生态、创新协同模式和注重动态适应，从而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

数据的无形性和可复制性导致企业数据权益的损害赔偿成为亟待解决的司法难题。数据流通的动态性、数据价值的依附性及数据损害的不确定性，决定侵害企业数据的损害赔偿可运用算法思维区分计算。企业数据财产权益的独立性是数据侵权损害具有可赔偿性的逻辑前提。以数据价值的生成规律为基准，将数据区分为数据集合和智能产品，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侵权损害赔偿数额。数据集合的价值由“在先利益＋商业附加值”构成，企业享有的排他数据以商业附加值为限，其损害表现为市场交易产生的未来收益损失，故可适用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赔偿数额，并以交易机会分析法计算。智能产品的价值由“技术价值与市场价值”构成，其损害表现为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故适用获利返还标准确定赔偿数额。鉴于智能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较低，可以其成交价值为基础运用收益法评估，并扣除侵权人非侵权获利部分，计算出合理的损害赔偿数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