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政务服务是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重要载体，对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扩大公共服务普惠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公共价值理论和用户办事全过程体验视角，围绕可用、管用、好用、敢用、爱用五个维度，对我国移动政务服务开展连续四年的体验式评估。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移动政务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政府供给与用户体验之间存在显著张力：政府侧多以“应用开发”“事项上线”“功能叠加”等供给指标为核心导向，而用户端却面临“用不了、不实用、不好用、不敢用、不愿用”等现实困境，具体表现为对特殊群体的服务包容性不足、部分事项难以实现掌上办成、办理过程繁琐低效、用户安全感知偏弱和持续使用意愿不强等问题。究其本质，上述问题是公共价值创造过程中“供给端产出逻辑”与“需求端结果逻辑”未能有效耦合的集中体现。为此，要实现掌上“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改革目标，需在提升服务包容性、增强办事实效性、优化流程便捷性、筑牢使用安全性、提高用户持续使用偏好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移动政务服务从“供给驱动”向“体验导向”深度转型。

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厘清数字政务服务建设的内在机制是夯实政府治理能力、保障服务可及性的基础。现有研究从地方政府能力与治理环境出发，探讨数字政务服务发展的横向差异及其致因，然而未能充分解构其纵向演进规律并探究政企合作在其间的影响作用。为此，本研究结合资源依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以广东省数字政务服务演进为例，探究政企合作与数字政务服务形态间的互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政务服务建设的阶段目标影响着政府的资源需求；地方政府会在引入资源与维持治理权的双重考虑下选择合作企业与合作模式；政企合作形式通过影响服务建设的资源基础及配置方式，决定数字政务服务形态的阶段产出。与此同时，当数字政务服务形态无法匹配新的建设目标时，上述作用过程将被再度激活，推动地方政府重审资源需求、优化政企合作形式，促成数字政务服务形态的持续演进。本研究通过阐释数字政务服务演进中的政企合作机制，为如何促进持续有效的政企合作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政务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当前各地建设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浙江省H市产业链-生产要素链-企业需求链-增值服务链“四链融合”案例的分析，揭示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如何开辟政企价值共创的新路径。研究发现，以企业需求为主要驱动的改革逻辑构成了政企价值共创的动力机制，对生产要素的科学评估与编排构成了价值共创中的催化机制，通过增值服务提升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能力则最终构成了政企共同创造价值的实现机制。这一分析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了政府通过政务服务工具与企业进行价值共创的逻辑进路，同时也为政务服务的一种新范式提供了经验依据。

“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理论原则阐明共产党人以其先进性而承担着引领社会革命这一“真正的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极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原则。新时代形成的“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重大命题的理论意蕴及原创性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深刻概括“社会革命”的基本内涵，实现了社会革命理论“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二是创造性地提出“党的自我革命”这一具有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三是坚持守正创新，指明了新时代党领导进行的社会革命的根本任务、中心工作、必由之路、根本动力，以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源头，基层治理的效能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水平。提升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是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强化基层党组织功能的现实需求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时代要求。党组织作为重要的基层治理主体，应当领导基层治理能力建设，但是囿于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资源禀赋控制与规则化治理方式缺配、基层党组织人才短板问题突出、多元治理主体协调机制建立不够等多种因素，导致当前基层治理能力难以匹配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面对当前困境，可通过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为重点，增强治理主体力量；以整合人才要素和学习培训为着力点，推进创新治理能力；以建设制度化、规范化治理为主要内容，提升治理执行能力；以人民需求为中心，增进治理落实效能，赋权扩能全方位促进基层善治。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将其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关于干部队伍和干部晋升的大量研究，主要从干部个体角度展开分析，而忽视了干部晋升与成长背后的组织因素，即组织培养。组织培养是中国共产党党管干部的集中体现，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实践，也是中国选贤任能的标识性概念。系统梳理组织培养的概念内涵、历史演进、基本方式、核心目标、主要内容，理清组织培养的研究脉络和理论争议，深化对组织培养的规律性认识，是理解中国共产党干部队伍建设和中国选贤任能制度优势的重要内容。组织培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不断调整、不断升级、与时俱进。展望未来，进一步深化对组织培养的研究主要有制度维度、过程维度、国际比较维度三个路径。

新兴领域的流动化、多元化与去边界化特征，为传统党建模式带来了覆盖不足、功能失调与认同缺失等挑战。本文在梳理党建模式演进脉络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联结”视角，提出“社会联结型党建”这一新模式。通过对S市“新兴领域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攻坚行动”的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发现，社会联结型党建的运作主要依托“组织嵌入—功能调适—互惠认同”三重机制：通过组织嵌入重构组织网络，实现党组织对流动群体和边缘领域的结构延伸，建立制度联结；通过功能调适优化功能发挥，增强党组织服务供给与治理响应能力，强化互动联结；通过互惠认同塑造政治情感与共同体意识，深化情感联结。与传统模式相比，社会联结型党建更强调依托党群互动所生成的社会关系，在跨域嵌入、资源整合与认同建构方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与适配性，为新时代基层党建提供了更具弹性与韧性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

本研究以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党建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探索性序列设计的混合研究方法，系统探讨党建赋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运行机制及治理效能。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以政治统领力、组织嵌合力与价值凝聚力为核心要素的“统合式治理”理论框架，并将质性阶段提炼出的影响因素转化为量化测量维度，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统合式治理模型的实际效能进行定量检验。研究表明，基层党组织在市场化、科技化特征突出的企业情境中，通过发挥政治统领力、组织嵌合力与价值凝聚力等核心功能，将党的领导要求与公司治理逻辑相融合，实现政治引领与市场效率的双向适配，在增强企业政治韧性的基础上赋能其创新发展。

如何实现超大规模老年人口的健康老龄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与挑战。从风险视角出发，考察老年人健康脆弱性为老年人口健康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基于IPCC脆弱性框架和SOR模型，构建老年人健康脆弱性生成分析框架，系统解析各生成要素核心内容，阐释老年人健康脆弱性生成机理并提出治理策略。研究发现，老年人健康脆弱性的生成是健康风险暴露、风险敏感性与风险应对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环境风险与个体风险行为构成风险暴露，敏感性涉及生理、心理、社会和经济敏感性，风险应对则分解为应对能力和应对行为。根据各生成要素角色及关联路径，得出老年人健康脆弱性的生成机理包括风险诱发、风险致敏、扰动响应与脆弱演化四项子机理，并提出涵盖微观、中观和宏观系统的综合治理策略与具体治理路径。

在人口负增长与超老龄化交织的现实背景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托育相关政策，以解决群众孩子照料困难和促进生育水平适度提高为政策目标。但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政策设计的美好初衷在某种程度上却事与愿违。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究。由此，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知乎、微博、小红书、抖音四平台爬取的数据和实地访谈数据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从个体和机构两个维度分析托育服务政策实施的现状，在政策执行理论的视角下探究托育服务供需困境背后的深层原因，揭示政策目标与实践落差的微观机制，以期使托育服务政策得以“如愿以偿”。研究发现政策工作目标异化、政策资源分配失衡、执行主体利益博弈最终导致目标群体深陷养育成本困境、时空便利困境和社会信任困境，引发对托育服务的三重抵抗，政策目标与实践效果出现显著偏差。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工作目标重构、政策资源配置重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路径破解托育服务的供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