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落地关键在于制度与组织的互动。纠纷化解是影响基层韧性的重要方面，这可以从实践中常见的纠纷化解类型作出判断：“事本”化解方式聚焦于矛盾识别，推动案结事了，体现出制度化的运转机制，其目标指向是提供行动约束框架和推动社会秩序的实现；而“人本”化解方式则致力于解决“为了谁”的问题，推动案结心了，体现出组织化的运转机制，其目标指向是促进共识达成和社会关系的修复。制度与组织的互动程度决定着基层韧性水平，并外在影响到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进程。基于制度和组织的互构机制，本文甄别出基层韧性的不同形态及其条件，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韧性建设的路径选择提供支撑。

随着本世纪初以来国家政策战略更多转向民生和社会建设，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带来了地方治理的变革。通过对浙江21年来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的演进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地方治理变革在很多方面是以往实践所没有的，由此也对已有理论解释提出了挑战。回应型地方治理作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试图在理论上回答，当地方政府开始更多关注民生问题的时候，地方治理的运行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从而努力回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趋势。

尽管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日益普及，但作为直接入场、亲自部署的工作方法的视察具备独有的优势。当代中国政治中，最高领导人的视察以最高权威在场为核心特征，往往触发观念酝酿、现场决策、文件生成等系列治理响应，成为加快国家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杠杆。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的视察实践显示，视察具有加速器、提示器、续航器、协调器功能。视察通过姿态宣示、信息传导、注意力校准、条块协同等机制纾解了常规科层制在政策执行与任务动员中的内生困境。与会议、批示、调研等国家治理机制相比，视察展现出鲜明的实践在场与能动者中心特征，在激活科层机器时具有直接性、灵活性和协调性。视察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概念。

党的自我革命理论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学特征。在理论范式上，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必然性和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突破结构主义分析范式，以保持先进性的动态逻辑回应政党适应性问题，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效能打破“西方中心主义”预设。在内在规定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前进逻辑与历史主动精神相统一以生成使命，坚守历史方向与回应时代课题相统一以开展使命，坚持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以赓续使命。在实践逻辑上，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使命自觉。这种使命自觉在形式上是历史自觉与主体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的统一，在内容上是对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深刻回答，并外化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依规治党理论体系包括本体论、规范论、价值论、实施论、责任论等五大子系统，全面涵盖了依规治党的基础理论、核心要旨和保障机制等重要内容。其中，本体论是依规治党的基础理论，主要解决“谁治理”“谁遵守”“治什么”等基础性问题，对应着依规治党的治理主体、守规主体、治理内容和治理范围等基础理论范畴。规范论、价值论、实施论是依规治党理论的重点内容和关键创新点，主要解决依规治党“依什么”“为什么”“怎么治”等关键点和核心问题，对应着依规治党的规范依据、价值目标和实施方略等核心要旨。责任论主要解决“怎么追责”“追什么责”等问题，对应着依规治党的追责原则和责任体系等保障机制，实现了依规治党的逻辑呼应和体系闭环。

陌生人社区如何构建有效的秩序，这是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普遍难题。既有研究或将情感治理视为单一的工具或治理目的，或将其看作辅助性机制，未能充分揭示其运作逻辑及实际效用。基于“治理情境－情感机制－秩序维度”的分析链条，以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房A社区为案例，情感治理推动基层秩序生成的动态机理得到系统剖析。当科层调而无用时，情感治理通过调停机制重建信任网络。当科层隐性缺位时，情感治理借助回应机制建构行动合法性。当科层引导无效时，情感治理则依托引领机制激活社会规范。在这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下，社区在社会关系、社会服从与公共参与三个维度实现了秩序的根本性转变。情感治理发挥作用的具体情境与内在逻辑的厘清，为重建有温度的“新熟人社会”提供可靠依据。

情感嵌入被视为提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效能的重要途径，但其能否驱动供给系统的内生性变革，即推动供给逻辑、运行机制与主体间关系的实质性转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S市W区的实践为考察对象，从情感治理的视角出发，构建“情感嵌入→重塑居民意识→嵌套供给全流程→情感韧性生成→供给效能提升”的机制模型，探究情感如何嵌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全流程并转化为情感韧性，进而提升供给效能。研究发现，情感治理在重塑居民意识的基础上，通过柔化权力结构、唤醒主体认同、重建人际关系，嵌套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项目设计、执行与验收全流程，最终促成“情感韧性”的生成。情感韧性则成为驱动供给系统内生性变革、提升服务效能的核心动力。

在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和区域增减分化的大趋势下，区域人口的合理分布、优化聚集是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通过文献析出阐明制度以及制度弹性对于区域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潜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2010—2023年中国27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涵盖吸收能力、适应能力与变革能力的制度弹性指数，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制度弹性与区域人口规模潜能变动的关系。研究表明，制度弹性显著提升区域人口规模潜能，并对邻近城市产生负向空间溢出；该效应在经济增长较快和非资源型的城市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制度弹性作用在人口规模潜能处于25%、50%、75%分位区域的结果均显著，且由低到高呈增强趋势，表明在潜能较高的城市，制度改良更能增强区域人口承载力与吸引能力。稳健性检验发现，当因变量替换成人口规模（年末总人口）时，结论方向一致，制度弹性每提高0.01个指数点，可使该类地区年末总人口平均增加0.208万人。整体上，制度弹性增强人口规模潜力的主要表现为：出生率提高、死亡率下降、净迁入率上升，并最终在稳定人口规模层面得到印证。

在中国人口负增长与大城市化背景下，大学的“县域化”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与结构张力。这一始于增长时代的扩张浪潮，在人口收缩时代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因战略性资源争夺等新动因得以延续。研究借鉴新制度主义、空间生产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制度惯性—空间错配—生态失效”三阶段动态模型，解释其背后的生成机制与演化逻辑。该模型揭示：大学县域化是特定时期多重制度逻辑耦合的产物，其空间实践内生地生产出潜在的“空间错配”；随着人口由增长转向负增长，这一潜在矛盾被全面显化，最终可能导致宏观创新生态系统的功能性衰退与微观组织文化的断裂。通过对政策文本、宏观数据及中外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本研究为上述模型提供了经验支撑。结论表明，无论扩张动因如何演变，大学县域化在存量博弈时代都将面临区位硬约束，进而可能加剧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分化。研究所构建的理论模型为理解转型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时效性”及空间与制度的复杂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