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责同构”是一个解释性概念,是对中国政府间关系总体特征的理论概括。它指出不同层级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存在高度统一、一致的特征。作为中国政府纵向间关系长期发展的产物,“职责同构”既带来了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着体制优势。新时代,随着机构改革及相关改革的推进,政府纵向间职责配置与机构设置呈现出“异构”的特点与“确权”的思路。这表明,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职责同构”概念的形成与发展都源于中国政治实践和公共管理实务,是研究者基于中国政府改革发展实践独立思考的产物,也是积极参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努力。

脱贫攻坚作为中国农村贫困地区所开展的重大专项任务,中国政治领导层在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之中,以更高的政治目标、更大的社会责任来举国动员;按照系统思维,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来搭建贫困治理架构;以充分发挥先赋优势,积极转换潜在优势,获得前所未有的治理效能。在扶贫攻坚体制上,创新以政党建设为引领、发挥驻村干部作用、强化对口帮扶所形成的结构优势。在扶贫攻坚机制上,构建超常规的责任传导机制,压实脱贫攻坚各级责任;构建全新的技术治理机制,确保精准目标和管理的实现。最后总结了脱贫攻坚的时代价值和理论意蕴。

数字平台作为政府、企业与公众之间的桥梁,在数字政府治理体系中不仅为公众提供便捷服务,而且逐渐显现其公共属性。数字平台积极参与政府治理与公共决策,推动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的革新。同时,数字平台在发挥公共治理的功能时也面临着法律规范层面的职权法定原则受动摇、正当程序原则被挑战以及算法歧视待破解等问题,亟需明晰数字平台的权力边界,重塑行政组织结构、明确数字平台作为治理主体的法律定位,强化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并审慎选择设计合理、技术可控、符合伦理和法律要求的算法系统,为数字平台参与政府治理提供具体的实践路径,保障数字政府治理的公正与高效。

本文立足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系统探讨了新质生产力驱动数字政府变革的内在机制。首先,通过考察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时期生产力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揭示了生产力的政治属性及其对国家治理的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通过三大维度推动数字政府变革:(1)制度基础:数据要素重构生产关系,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制度供给;(2)社会条件:社会结构分化加剧,利益格局日趋复杂,催生多元协同的治理新模式,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重塑;(3)理念先导:创新驱动、人本导向、系统思维等新发展理念引领治理范式重构,推动观念更新。进一步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与数字政府变革呈现辩证互动关系:数字政府是新质生产力在国家治理领域的集中体现,同时又通过制度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最后,本文提炼了新质生产力驱动国家治理变革的四大规律:内嵌性、适应性、赋能-制约性和辩证演化性。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对于引领数字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代化进程中探讨与明晰老龄文明的概念内涵,具有层次递进且内容升华的双重结构。一是在现代化话语体系中发现并重新界定老龄文明,平衡现代化研究中长期以来的年轻化特征;二是以老龄文明超越单一的西方现代化思想,使学界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种新的理论境界。遗憾的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一些老龄化较早的推进老龄文明仍面临困境,即支撑现代性的动力机制不足,具体表现在缺乏“时空转型”“脱域机制”与“彻底的反身性”。中国老龄文明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正在老龄社会新形态下走向中华文明的深处。它既具有国家治理的“韧性”属性,将重新梳理文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问题,强调在传统文化表征下国家如何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延续性;也具有社会治理的“团结”属性,将扭转既往应对老龄问题研究的“个体化”视角,指向现代化发展中的集体动员与代际共享。作为老龄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老龄化发展态势极为迅速,并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国家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理解与建构老龄文明,正成为我国在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治理探索与新战略追求。

公众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的提升在提高公安部门的执法效能及促进城市社会治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 2021年数据,使用OLS模型挖掘流动视野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其对公安部门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与工具变量法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Bootstrap中介分析探究网络浏览时政信息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正向作用于对公安部门的信任。这一关系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中具有异质性,在进行长期人口流动的群体中最强,非流动人口中次之;在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更强,未经历社会流动的人口中次之。网络浏览时政信息的频率在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与公安部门信任间起负向中介作用,这一作用在非流动人口和未经历社会流动的群体中显著。研究发现为公安部门如何更为有效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提供了证据为本的实践启示。

在乡村治理领域,国家通过作为代理人的村干部实现对乡村的治理。既有研究揭示了单一委托-代理关系容易引发目标偏移,形成代理人腐败等。安吉案例表明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通过上级目标意图与乡村需求的连接、“硬考核”与“软激励”的结合、组织管理与村民监督的对接,村干部能够积极行动、主动作为,规避了单向代理或双重代理失衡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实现了国家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双重代理角色均衡的前提是国家目标与乡村目标一致,关键是形成国家与乡村对村干部的双向激励和约束,双重代理角色均衡有助于促进国家与乡村形成耦合关系,而后者又进一步为双重代理角色均衡提供保障。

基层治理机制创新具有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吸引政府的注意力分配,自上而下的科层压力形成高位推动两种进路。中国基层政府实施网格化治理模式成为两种进路相结合的具体实践。然而,自然村落是情感关系纽带联结起来的生活共同体,不完全匹配于普遍推行的网格化治理模式。D县创新“三网融合”的基层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乡村综合治理员的“人情网”作用,增进村庄民众对行政力量的接受度,并及时收集原始信息,反映民众诉求。作为一项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科层制嵌入“人情网”的特征是,垂直运行的行政权力嵌入到水平运行的人情关系网络,借助乡村综合治理员长期稳定的熟人关系网络,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吸纳体制外的多元主体。这可以兼容压力型与诉求型两种治理机制,有“温度”地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修正了国家/社会二元对立关系的理论假设。

数据交易服务化表明,财产型交易模式无法为数据交易双方提供稳定的收益,市场主体自发地把数据“藏了起来”,将数据与数字技术结合在特定的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数据服务。那么,以确权为核心的数据资产登记便陷入了:数据要素公共性与财产权客体私有性之间的矛盾;数据要素共享性与登记确权排他性之间的矛盾。为此,应“扬弃”登记确权的初始逻辑,转而以确认数据资产合规安全为核心,重塑数据资产登记的制度功能。在此基础上,应确立数据资源和数据产品作为登记标的物,采用“物的编制主义”“基本信息、应用场景、数据来源、数据结构、更新频次和技术规则”“合规安全描述性事项”为基础的形式要件,形成以合规登记、安全登记与合同备案登记为内容的登记类型,并赋予登记以相应的法律效力,以此构成数据资产登记制度的核心架构。最后,根据数据资产登记逻辑转变与核心架构,建构符合现状的数据资产登记“1+(M+N) +Xx”组织体系与模式,以及“一体多级多面”规范支撑体系。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应急管理日益成为复杂开放的系统工程,凸显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紧迫性。已有关于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大多以单个或部分侧面展开探讨而难以管窥全貌,缺少一个能够将各向度难题统合起来考量的整体性理论框架。从“理念—结构—过程—功能”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结合典型突发事件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理念失范、结构失稳、过程失序、功能失效等困点。要突破上述多重困境,须依循理念内化、结构进阶、过程闭环、功能总成的完善进路,既为理解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总体布局提供全景解释,也为实践推进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