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中期开启的人口负增长进程，使“十五五”成为我国首个完整的人口减量规划周期，标志着人口发展基础由增量扩张向减量治理的全面转型，经济增长动力的重心由规模驱动转向结构优化主导，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与人口发展深度转型、协同演进的关键节点。作为人口减量发展的初期阶段，“十五五”时期人口总量下降相对缓和，但内在结构剧变已然显现，在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基本国情未变前提下，形成总量缓降、结构剧变、素质提升、空间极化交织的变革图景，推进高维度、广范围、深层次的全面长期的国家治理转型势在必行。统筹“十五五”时期人口减量背景下的国家治理，实现人口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长期均衡发展，关键是突破传统增量规划思维，构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减量治理理论框架与实践路径，在人口结构剧变与发展范式转型的时空交汇点上超前布局新型治理框架，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人口根基。

共同生产主张重构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关系，为破解公共服务供给棘手问题提供了鲜明思路。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蕴含丰富的共同生产特征，厘清共同生产得以生成的具体过程与内在逻辑，对于制度化合作网络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章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采用单案例分析法，深描J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实践中共同生产合作行为的生成过程。研究发现：智慧养老业态涌现、相关政策支持及价值观念变迁等变量构成外生动力；在行动情境中，行动者所拥有的资源和可利用的信息形成内生动力；在内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行动者以合作共担体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逻辑。通过契约联动机制、激励引导机制及资源整合机制间的动态耦合，形成对行为结果的反馈循环并与价值共创机制相联结，共同发挥实现机制的正向效应。

组织起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组织建设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基础。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结果显示，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管理干部、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互动因素的治理效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的执行效度，以及党员、干部主体作用的发挥效度均对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成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新时代新征程，要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组织发展环境，持续提升党的组织建设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主体作用，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当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着力点。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党内法规形式明确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政治态度，下大力气破解干部“能上难下”的现实困境。研究基于历史考察和实践观察，提出分析干部能上能下的三维框架，即事业需要逻辑、人事管理逻辑及社会评价逻辑。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面临的阻力主要源于两方面：人事管理的路径依赖和社会评价的刻板认知。为破解干部“能上难下”困境，须坚持事业为上，构建动态适配的干部流动机制，提高“上”干部的精准性，减少“下”干部的阻力，实现干部个体与事业发展相互匹配。

基层治理正经历数字平台驱动的智能化转型，并催生智能社会治理这一全新样态。数字技术为赋能基层治理提供工具支撑，也为基层减负提供技术路径。然而，少有研究追踪技术嵌入后如何影响基层治理权力结构。研究表明，国家通过“信息上收—控制权上移—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机制提升自身信息能力，并由此引发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变革。数字技术在传统基层治理的自治之轨和行政之轨之中，增加了平台之轨，这极大重塑了基层治理权力结构。数字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突破信息的地方性，并通过信息控制权的向上集中，实现信息权力从基层向高层政府转移。由于数字平台的逐级搭建，基层工作者在国家与社会间的中介作用被削弱。在技术的透视下，基层工作者因增加诸多规范化的治理程序而减少自主行动空间，由此形成技术减负困境。数字时代尤其需要发掘简约治理的价值，建设一个简约、高效的数字治理生态体系。

基于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以政府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据要素共享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共享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供应链韧性，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据要素共享通过降低企业的信息摩擦成本、提高投资效率和优化竞争环境进而增强了供应链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共享对高数字化、民营、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韧性提升效果更强。进一步还发现，下游客户所在地公共数据平台的上线具有供应链网络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上游企业供应链韧性提升。这些发现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加快数据要素共享、增强企业供应链韧性提供了重要参考。

矛盾纠纷就地解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夯实国家治理根基的关键举措。就地解决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演化的治理实践，目的是压实属地管理的基本责任，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就地解决本身内含着属地边界、发生场域、关系网络、解决技术与价值导向等基本维度，通过治理空间的细分重组、治理责任的精确绑定、治理流程的优化再造、治理力量的整合动员以及治理方式的刚柔并济，实现社会矛盾纠纷的在地化解。就地解决虽然具有多层次的治理优势，但并不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未来需要进一步明确属地管理的职责和边界，增强基层就地解决矛盾纠纷的实战能力。总而言之，就地解决既承续了中国古代基层自治的治理智慧，也回应了新时代属地管理的现实要求，对于健全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和场景化思维在治理领域的渗透，场景化治理成为一种新兴的基层治理型态。基层场景化治理以特定情境为核心载体，系统整合环境设施、治理主体、互动活动等多维要素，在场景定位、场景营造、场景运用和场景优化的动态演进过程中，强化多元主体间的情感纽带，促进跨组织跨层级的协同合作，实现治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治理流程的持续改进、治理效能的协同放大和治理目标的精准达成。场景化治理凭借其动态适应性、策略灵活性、协同创新性和情感整合性等特征，有效回应不同时空维度下的差异化治理需求，实现多元治理工具的系统协同。通过理念创新、服务供给模式优化及参与机制重构，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作为扎根中国实践的治理创新，场景化治理构建了更具本土解释力的学术话语，为深化中国治理经验研究提供了独特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洞见，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与学术传播。

我国税收征管正大步迈入“数智时代”。传统税法治理框架难以应对数智化进程带来的权力异变、数字鸿沟与数智成本负担等新兴问题。对此，应当以“数智正义”为价值引领，为征管治理的框架革新指引方向。数智正义，包含控权、公平与效率三个基本面向。在控权面向，应明晰税务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以厘定涉税信息处理权的扩张边界，并从合法与合理二元维度控制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在公平面向，应以纳税人协助请求权弥合征管数智化所产生的数字鸿沟。在效率面向，针对数智成本负担的无序现状，应遵循“受益原则—总征纳成本—纳税人可容忍性”的判断逻辑，寻求具体场景中的最适方案。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指导思想，对于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是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选择“中国法学核心科研评价来源期刊”作为观察对象，梳理分析2020—2024年间代表性法学学术期刊关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刊文情况和关键词频次，可充分展现法学学术期刊对于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和功能。基于观察发现，学界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可分为整体性研究、分领域研究、核心要义研究和重要观点研究等四个面向。法学学术期刊通过栏目设置、议题引领、内容呈现等方式深化了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促进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有力推动了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