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走向纵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以数据驱动和数字治理为核心特征的政府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治理转型的核心议题。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与普及推广为政府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科技驱动力,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双重机制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数字化转型以获取、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以面向、基于和经由数据的治理为机制,重构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作为数字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政府旨在运用前沿数字技术,协同社会主体,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政府职能、革新治理理念,以同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协同能力。总之,政府数字化转型不仅促使数字技术嵌入政府科层制以推进治理结构再造、业务流程重塑和服务方式变革,还构建着新型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以支撑数字社会建构及数字经济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构建体现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对于推进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回顾已有共同富裕理论内涵与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在总结认知分歧和借鉴现有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以共同富裕的内涵和特征为逻辑起点,精准识别影响共同富裕进程的重要因素,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一级指标),并基于当前中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实践,开发了二级和三级指标。同时,基于问卷调查基础上的层次分析法,测算了各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及其关联度,形成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含3项一级指标、14项二级指标、81项三级指标的共同富裕指数模型。这一指数模型有助于多维度、多主体、多视角评价各地共同富裕建设进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事业探路。
社交媒体迅速发展带来国家社会治理关系的转变,也为智库影响力的有效发挥提供了新契机。为适应社交媒体的崛起所改变的政治生态,全球智库正在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受众互动,以多种方式在网络公共空间发挥影响力。中国智库在利用社交媒体后发生了潜在变化,具体包括在智库层面上促进智库发展和社会功能发挥,在行业层面上推动各类智库走向多元化发展,在国家层面上实现政策市场繁荣和决策优化三方面。社交媒体时代智库自身发展、智库政策参与和政府决策系统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智库在有效结合社交媒体特征,定位发展战略,提升机构影响力方面有待持续深入探索。
互联网经济、智能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等数字经济现象的现实存在,正在推动着经济学者对数字经济模式的分析和研究;数字经济模式包含着极其宽泛的内容,它涉及微观和宏观两大层面的诸多经济问题,其实质并不能通过数字经济现象得到完整的反映。厂商投资经营或产供销活动如何使自己成为数字经济主体,厂商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会在哪些方面导致新型的市场制度安排;数字经济下的资源配置、投资流向、产业结构、产业组织、总供给和总需求等会形成怎样的格局,政府将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和手段来应对数字经济运行。基于数字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有必要对数字经济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作出分析性考察,这种考察需要以厂商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运用为分析主线,通过对数字经济现实存在的解说,研究数字经济未来发展有可能出现的格局,以粗线条地构建一个描述数字经济模式的理论分析框架。
未来社区的出现和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演进趋势,有其相应的理论渊源。2019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开展了未来社区的试点建设工作。未来社区作为“新浙江现象”中的一项重要探索,承担着为中国改革再探路的重要使命。目前关于未来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未得到充分关注,出现了“实践远远走在理论前面”的现象。浙江省未来社区的实践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迫切需要总结相关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实践,以弥合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邻里效应、新城市主义、社群主义、城市更新等理论可以分别解释未来社区的“邻里性”“社会性”“战略性”“生态性”“自治性”“服务性”“更新性”和“人本性”这八大特性。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进一步指导未来社区的建设,以更好地实现其“满足广大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目标。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以“新技术体系”“新政府体系”“新治理模式”三个要素为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理念”框架。基于上海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情境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渐进调适的特征,在创新维度上逐渐实现技术向度、组织向度、社会向度的组合,在理念维度上逐步叠加运行向度、服务向度、参与向度。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建议进一步重视渐进调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序规划长期发展,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理念支撑、科学布局。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从三个方面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和奋斗:第一,从共同富裕的定量目标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第二,从现实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来看,实现共同富裕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第三,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而推动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行业协会在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其研究获得了学界的重点关注。基于CiteSpace软件以及近三十年文献计量,从核心作者、发文机构和关键词聚类等方面绘制相关知识图谱。结果表明:随着行业协会改革的深入,研究成果总体上呈增长趋势,高校是研究主体,但机构和作者间合作不足;组织运作与发展、国家-社会关系、经济法学、农业行业协会是其四大研究热点;研究路径分为三个主题各异的阶段,由基础性研究向成熟稳定化和专业化研究转变;基于脱钩背景的协会-党政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中作用及基于内部效率逻辑的组织建设等主题将成为我国行业协会未来研究的关注点。
国家应逐步转变干预社会的方式,归属于市场及社会领域的应注重发挥市场自主规律及尊重社会运作的自我逻辑规律。同时,国家应将自身管理及干预社会的方式区分为介入、调控、合作生产及居间协调等不同种类,针对不同事务领域及社会场域采取不同干预方式,通过多重的干预治理方式及其情境化运用达到高效精致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些都是“共同富裕治理”的中心观点。在共同富裕治理格局中,既要注意发挥国家独特的规划及动员社会的作用,也要注意国家及行政体系的功能性边界及能力界限,防止行政化过度扩张可能带来的负效应,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格局中。
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评估科学性不强、评估结论失准、评估效果欠佳等现象,与该评估所具有的负激励属性分不开。评估负激励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需要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对社会风险评估负激励的功能再造要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标准按照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记分卡思维方式进行重塑,同时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把某些负激励指标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发挥多种评估方法的叠加性制度优势,提高社会风险评估的综合化程度和精准化水平。
城市化叠加数字化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背景。城市治理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改革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路径。论文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剖析数字化改革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的内在逻辑,并以嘉兴市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化改革赋能市域社会治理实践成效,探讨数字化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的二元性能力特征,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公共服务动机是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学者开发的量表,其文化适配性往往受到质疑。本研究采用经典的量表开发方法,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中国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研究发现,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同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名声和道德坚持两个新的维度,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环境紧密相关。本研究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为未来更有文化适配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构建统一高效的“国家大储备体系”,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大储备”是一个将所有与战略物资储备有关的管理活动、要素资源、环节过程等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体系,具有主体多元、部门协同、广覆盖、全流程、动态管理的特征。针对当前我国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存在的突出短板,建议完善储备立法,树立“一盘棋”意识,建立储备资金保障体系,应用大数据增强动态管理水平,以及采用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居民储备、公益组织储备等相结合的方式,重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提升储备效能。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形成主要由政策创新驱动,而政策创新又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策企业家精神和对纵向层级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回应;互利共赢是复合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具体体现为相容利益是治理主体合作的基础,特定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揭示了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关键性形成条件,对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贫困会给儿童带来诸多负面影响,透过家庭与环境压力、资源与投资和贫困文化这三个理论视域考察贫困对儿童的主要影响及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可以发现,我国主要是通过困境儿童保障措施和“分类施保”救助措施应对家庭与环境压力,通过儿童营养健康保障措施和教育福利应对资源与投资不足,并通过就业救助与教育福利应对贫困文化的影响。然而,无论是政策文本还是实践效果方面,我国相关社会保障政策回应均有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的空间,为此,需要在总结理论启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反思,进而提出反儿童贫困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路径。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与企业开展公私合作,探索如何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来改善政务服务、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推动政府“整体智治”。这些探索赋予了“数字政府”新的内涵,而不同地方政府在建设数字政府过程中也选择了差异化的思路和模式。为更好地理解这些建设模式,从公私合作视角出发,选取数字政府建设10个代表性省份和城市为研究对象,以资源依赖理论和平台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析框架,将这些代表性省份和城市的数字政府建设划分为三类模式:平台垄断模式、服务交付模式和内部管理模式。在中央鼓励地方政府先行先试,并赋予其自主性来探索数字政府建设的宏观政策背景下,各地方政府自身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资源依赖程度成为影响其数字政府建设模式选择的核心因素,也使得数字政府建设多元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呈现出显著分化,集中体现在决策权、正式与非正式规制权和所有权等三个维度的权力分配差异,由此形成更具适应性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
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美国也不例外,自1909年白宫儿童会议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美国在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方面,形成了国家确立责任、社会市场多方参与、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与欧洲建立普惠型儿童福利和我国适度普惠的儿童福利不同,美国重点关注贫困儿童及家庭,儿童保护制度非常完善,但儿童福利津贴不足,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回顾美国儿童福利发展历程,分析儿童福利的内容和特点,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体系。
作为纪检监察体制的核心环节,领导体制在中国特色的纪检监察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关键性地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纪检监察工作的效能。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积极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中汲取历史智慧,始终立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现实需要,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百年纪检监察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表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政治原则,持续强化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垂直领导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演变的基本方向,健全派驻领导体制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扎实推进纪检监察法规制度建设是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既是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永葆生机的动力源泉,也是新时代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方略。
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需要立基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系统均衡高质量地推进各领域的一体化发展,不能“见物不见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人民、国家、政府、政党间关系结构基础这一全新视角出发,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框架所内蕴的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五位一体”的内容体系与治理体系的双重建构过程,展现了“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逻辑的生成过程,比较分析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到的人民与国家(政府)和政党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以及政党和政府关系三大核心关系的“性质差异”,探讨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政”框架建构的理论与实践基点端赖于“过上好日子”的实际需求建构,其内容体系涵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多元主体“政治一体化”建构、“党政合理分工,整体高效协作”的行为主体“治理一体化”建构以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利益主体“利益一体化”建构三个有机方面,由此创建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行政民政“三政”理论框架,并对包括“政治引领行政”“行政提升绩效”“民政保障福祉”“组织起来发挥合力”在内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运行机制体系进行了展望,从而为构建合力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范式提供理论资源基础与实践绩效支撑。
在国家碳中和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全新挑战。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和趋势提出未来40年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深度脱钩的“大分流”概念,区分了高碳和低碳城镇化“两个40年”发展期。前40年,城市人口、GDP和碳排放同向高速增长;后40年走向碳达峰、碳中和,GDP持续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大幅下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深度脱钩。运用基于政府视角的城市治理MPC—IC模型对比分析两个时期的治理特征,发现在碳中和背景下,城市政府面临着自身动力不足、权力受限和能力缺乏的问题;而在制度环境方面,也存在着激励相容性和约束制度化不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40年在低碳城镇化的“大分流时代”实现碳中和的城市治理创新关键领域和政策建议。
提供行业公共品是推动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然而有关行业公共品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包括行业公共品与一般意义上公共品的区别,行业公共品的类型划分以及供给机制,学界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结合对深圳市安防产业的调研考察,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和回应并提出,行业公共品是面向某一特定行业提供的,行业内所有企业均能从中获益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不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功能视角来看,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行业管束型与行业助推型两类公共品。作为行业治理的两大主体,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通过三种机制供给行业公共品:政府权威供给、协会自主供给以及政会协同供给。其中,依据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过程中主导权的差异,政会协同供给又可以细化为“政府提供、协会协助”“政府购买,协会提供”以及“协会提供、政府资助”三种具体方式。
近年来,数字治理在许多国家迅速推进,实践者和学术界对于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前景充满了期待。然而现有研究表明,只靠技术的单兵突进和刚性嵌入,而缺少理念的更新、制度的变革、组织的转型、法治的规范和伦理的关切,数字治理既未能充分借助技术的能量,实现对治理的有效优化,还可能带来预期之外的副作用,影响人的体验和感受,抑制人的自主性和参与度,损害人的权益和尊严。因此,对数字治理的目标期望和推进方式应进行反思和调整。首先,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对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期待应切合实际。其次,推进数字治理不能只靠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理念、制度、组织、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不能只考虑技术上“能不能”的问题,而不考虑管理上“可不可行”、公众感受上“好不好”、法治上“可不可以”的问题。数字治理应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好效度、温度和尺度,这三个“度”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为有待完全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数字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极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先进生产工具在各项生产、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推广和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极易被前数字化时代的思维理解为只具有生产、物质效用的工具,至多只能跟着制度、人、事“跑”,至多只能提供更便捷的社会交往的物质条件。要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就要克服生产工具孤立于社会关系刚性范畴的误解,深刻理解生产工具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改革的重塑性革命作用,全面理解生产工具的内涵及其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正反两面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数字化不同的历史意义,自觉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跨越,推进社会主义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居民需求差异大、组织化程度低、集体决策不易达成,是以往政府“包办一切”的社区管理模式难以克服的问题。微治理为克服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从场域理论出发,以H市X街道为个案分析社区微治理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可以发现,微治理通过在社区内构建特定场域空间,推动各类型社区资本的统筹和交换,促成惯习行为的重构,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主体间利益的协调机制、赋权增能与约束监督的长效机制、治理目标与治理行为的互构机制,有力推动了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但在实践中也还存在着居民自治组织能力不足、传统治理结构依然形成障碍、资源统筹机制相对欠缺等问题。
为什么在江浙沿海既有拔地而起的乡贤馆、复兴的地方节庆,又有“联合土地庙”、“共享祠堂”这样的另类文化建构存在?该文试图证明这是文化治理在乡村互构与适应的产物。它的逻辑在于中国语境下的“强国家能力-强民间社会”形态,以及国家文化体系与世俗文化体系的分野,导致了文化治理在乡村表现为基层政权与民间社会的互构,而在这种互构的过程中,双方不断的适应与调试最终引发了耦合与变异,导致了这种既有正统文化形塑,又有另类文化建构的存在。为了更好地展示这种互构,该文通过四个案例描绘了互构策略的四种类型:物态层面的空间再造与平行表征;行为层面的“征用”与“在场”;制度层面的引导规范与形塑传统;观念层面的话语重塑与剧本呈现。最后该文还呈现了这些互构策略的演化过程。
纵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章发展演进,基本上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修改完善党章;其中,中共二大党章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七大党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为完善成熟的一部党章,八大党章是全面执政以后第一部内容比较完备的党章,十二大党章确立了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内容,十九大党章确立了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遵循。从百年党章发展演进中可得出三点基本启示:无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还是新时代,党章都是管党治党的根本依据,依章治党始终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与基本模式;党章的发展变化,是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党的建设的主线,也是把握百年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主旋律”;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中心任务的发展变化是推动党章修改的内在动因,也是观察分析党章发展变化的基本点;无论是制度治党还是依规治党,都是建立在依章治党基础之上,全面依章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情感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格局的关键。基于“过程—事件”方法,通过对多个基层部门的田野调查,可以探索出四种培育民众对政权积极情感的实践机制:基层干部展现良好德行、通过利益互惠传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引导民众将特定情感不断结合认知并深化为信念、以老人等群体为中介将积极情感加以传播。情感培育使中国基层治理秩序稳定、动态运行、深入生活“小事”并表现出柔性协调的特征,整体上呈现出“治理有机体”的状态和趋势。“治理有机体”是现代性条件下以党组织为核心枢纽的政治和社会共同体,并且折射出了中国的本土性治理传统。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主要经历了从团结、吸收、教育到团结、教育、改造,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再到“五才”一体的演进过程。新时代推进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创新发展,必须科学判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角色,遵循知识分子成长规律和党的知识分子工作规律,保持知识分子政策稳定有序发展,不断完善知识分子政策体系以提升政策效能。
德发公司案为探讨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专业认定提供了契机。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一般应给予尊重,主要缘由在于行政机关固有的专业技术判断优势、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中的裁量以及行政诉讼司法谦抑原则的内在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必要审查,既有比较法上的经验,也与我国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息息相关。从司法审查技术策略上看,行政专业认定是否合乎程序正当要求、是否明显不合常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是三种基本标准,法院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必要尊重和有限矫正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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