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要有充分的认识。从三个方面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和奋斗:第一,从共同富裕的定量目标来看,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第二,从现实的富裕程度和共享程度来看,实现共同富裕要经过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第三,从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来看,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政策调整,而推动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更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道出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为我们深入开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范式。从这一理论范式的思维视窗、理解系统和科学方法出发,不难看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具有独特的宏观样态,包括“管控-管理-治理”的社会治理转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三治融合”的社会治理机制,“一轴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将呈现出以建设“美好社会”为总目标、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总抓手、以“法治”为轨道、以“数字科技”为动能、普惠中国且辐射全球的宏伟蓝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种模式,当然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共同内涵。虽然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但实现现代化路径则是多样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并非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后发、并联、人口规模巨大等独特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注定了中国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推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绿色发展的长期需要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系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内涵。面向碳中和的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发展,是立足于绿色低碳发展背景,同时兼顾能源低碳产业链深度融合、能源产销空间均衡、能源技术耦合发展、能源市场相互联动与政策体系协调保障的全新发展方式。面对现阶段我国在推动能源供需双侧协同转型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未来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关系需要由“被动式”协同向“主动式”协同、“弱”协同向“强”协同以及“静态”协同向“动态”协同演进,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双向驱动方式。能源系统的深度调整不仅要在量上解决能源供需错配问题,更要在产业、空间、技术、市场、制度等结构体系上推动能源供需双侧深度耦合。
中国政治的古今之变提出了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发展与治理两大主题;由发展主题衍生出国家的规划体系建设,由治理主题衍生出国家的制度体系建设,构成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围绕着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相续形成了“向解放寻求现代”“向发展寻求解放”“向治理寻求发展”的政治逻辑,并由此生成不同的政治形态。这些不同的政治形态深刻规定着国家规划与国家制度建设两大战略的实施形态及其相互关系:从“全能型计划”到“中心规划”再到“全面规划”,从“立国制度”建设到“关联制度”建设再到“全面制度”建设,“规划中国”与“制度中国”的交汇与合流内在地衍生出“真实中国”建构问题。在通往未来之路上,“向治理寻求发展”政治逻辑所孕育的“向(人民)民主寻求治理”的政治逻辑,将引领“规划中国”“制度中国”和“真实中国”建构及其互动格局,并由此真正实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在发展基础上对传统国家治理形态和治理困境的完全超越。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投资效率以及能源供需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中国需要用相比于西方更短的时间实现“双碳”目标,因而面临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更大挑战。在实现“双碳”过程中,需要面对经济、金融、社会等一系列风险,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节能降碳”这对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通过构建“1+N”政策体系、发展“双碳”产业、建立健全“双碳”投资市场、加大“双碳”技术研发、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治理等多重渠道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政府数据只有在全社会各层面充分流动之后其价值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掘。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是当前我国制度确定的三种流动方式,在概念界定基础上从涉及主体及其关系、技术环境及其实现两个方面对三者的内涵进行辨析并分析它们在实践中各自面临的困境:政府数据共享的动力不足、协调成本高,政府数据开放有限、生态难以形成,政府数据授权运营尚未形成共识、探索承受压力,进一步剖析它们遭遇的共同困境是数据权属不清、层级之间相互掣肘和流动组织不成体系。针对未来发展,迫切需要落实制度协同、组织协同和功能协同,即协同确立政府数据权属为政府数据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以纵向协同联动横向协同为政府数据流动提供组织保障,协同推进三种流动方式确保政府数据流动成体系有区分。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一个政府数据确权思路,为后续开展政府数据确权研究提供了理论原型。
“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积极成效,但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碳排放增长迅速、碳泄漏形势严峻、碳达峰挑战各异和碳中和任重道远等现实挑战,气候变化正日益成为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从碳中和视角出发,推动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低碳合作;在“一带一路”层面推动绿色发展体系建设;在全球层面提出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关键在于改善创新生态。构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是“四个面向”背景下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核心要义。从国内外创新高地生态系统的共性要素来看,创新要素的集聚融合、促进要素耦合的制度环境、与外部的开放协同是当前形成人才集聚强磁场效应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必然选择。换言之,集聚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不再是政府行为抑或是单一政策的问题,而是多主体协同、人才及其关联创新要素的共生演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和多元要素耦合、多元制度供给以及区域生态子系统间突破地理空间的深度互动等在内的生态系统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人才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各环节中进行配置与链接,受到所在集群(组织)、要素间制度安排、多个生态子系统间的空间交互影响。因此,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结构主要包括了要素层、制度层和空间层三个层次的内容。
数字化改革具有政治自觉、勇立潮头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落实落地的使命担当,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战略选择,是放大浙江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新体系的变革重塑,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根本动力。数字化改革具有与时俱进、塑造变革的特性: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期盼为价值取向,以坚持理论创新、聚焦制度重塑为主攻方向,以坚持中国道路、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关键标志,以坚持开拓创新、激发活力动力为鲜明特征,以坚持自我革命、重塑干部能力为战略支点。数字化改革的思维方法是系统集成、多跨协同:以整体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全方位、全局性、一盘棋,以关联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体系化规范化推进,以动态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迭代升级,以层次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数字化改革的推进策略是平台为基、应用牵引:以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为数字化改革的关键“底座”,以“大脑”建设支撑数字化改革的智能化智慧化,以应用场景牵引体现数字化改革的人民主体性,以小切口大场景凸显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可行性,以构建多跨应用场景强化数字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有效性。
经济发达镇是新时代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载体。为消除镇的建制对区域发展产生的刚性约束,可因地制宜地开展撤镇设县级市,并积极探索县下辖市的创新空间。从新时代市制演变的逻辑看,两种设市模式的实施条件有所差异。在政区建制、政区空间和行政单位等核心要素上,两种设市模式的内涵明显不同。可在比较优劣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锚定适用对象:撤镇设县级市适合位于母县的边界处,或处于交通枢纽、边境口岸,且大都市有一定的距离的非县政府驻地镇;县下辖市适合还没有达到县级市标准但又面临体制约束,或已达到县级市标准但为母县政府驻地的经济发达镇。
共同富裕建设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和地方层面的差异化设计与执行。在中央战略框架之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设计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本文基于浙江11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现,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各地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有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后发跨越等三种类型,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推进生态富民惠民、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融合发展共富、畅通内外循环聚富、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跨区域协作和实现精神富足等九大政策路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该模式对于全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以及理解当代中国政府在复杂治理目标中的政策执行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独具中国特色的专业市场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效应,其中一些成为推动所在城市经济国际化、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专业市场国际化的驱动因素大体可分为所在城市的开放程度、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效能等外部因素,以及市场交易设施条件、交易技术水平、市场人员受教育水平等内部因素。采用fsQCA方法,对74家专业市场实现国际化拓展的多元路径进行复杂前因条件组合构型分析,识别出内驱力主导型、内外合力型、外驱力主导型这三种类型的四条可行路径,可供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专业市场及地方政府参考。
科学评价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体制改革以来的运行成效,对于全面了解和评价文旅融合发展质量至关重要。构建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数是评价工作的前提。通过事前的文旅机构改革达成度评价、事中的文旅融合过程评价、事后的文旅融合结果评价三个维度,构建完整的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浙江省台州市9个县(市、区)的数据为例对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运用。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指标体系能够对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状况进行很好的比较和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受到“使命型政党”类型化特征的影响和制约,具备内在的规定性和运行逻辑。使命型政党的类型化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和主要对象,也塑造了自我革命的基本原则和鲜明特征,为研究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分析框架。从现实来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动力机制的形成和建构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和组织品格同样存在淡化或衰退的风险。为有效应对这种风险,中国共产党应该通过不断强化政党使命的牵引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高质量的人民民主以及提升自我革命的制度化等方式来不断强化自我革命的动力机制。
在数字时代,提高老年人的数字融入和社会资本是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发现:(1)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社会资本是数字融入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机制;(3)数字融入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具有城乡差异,相较于城市户籍的老年人,农村户籍的老年人可以从数字融入中获取更多的心理健康收益。数字融入对进一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国家倡导建设数字包容社会和老年友好型社会的背景下,需要消除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障碍和数字技能壁垒,提高老年群体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的提升。
从严管党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自强之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为了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一般性与具体问题,而且是从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有效破解百年大党长期执政的独有难题,以跳出历史周期率。要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在党的组织体系之内、组织结构之中、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来建构,必须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基础与保障;必须坚持科学理念与系统思维,紧紧围绕权力-责任-担当-监督-执纪-问责这一主线把全面从严治党的各要素系统集成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结构化而非扁平化的有机系统。从根本上看,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由动力机制、责任清单、管理机制、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奖惩机制等系统构成的一套体制机制,进一步实现党内责任制、监督制、问责制的有机统一与配套运行乃关键所在。
坚持党的领导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始终都是相辅相成的,党的执政权始终都是建立在党的领导权基础之上的,掌握与行使执政权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有力方式。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紧密联系党的领导权来深入思考党的执政权。比较而言,党的领导权属于“政治范畴”侧重强调“合公意性”,执政权属于“法律范畴”侧重强调“合法律性”;二者在内容范围、实践机制与方式上有所不同。只有从党的领导逻辑中来认识党的执政权,才能深刻把握党的执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内容、基本特点与基本要求。从党的领导逻辑看,党的执政权兼具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双重属性,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合法律性”与“合程序性”、时空性与边界性。新时代履行党的执政权,必须将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与政治监督;必须增强长期执政意识、树立长期执政理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党的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与时俱进地增强执政本领,以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局面取信于民。
一般认为,在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难免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然而,中国的经验显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可以并行不悖,互相促进。本文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基本事实和长期趋势为背景,以中国政府所倡导和推动的“社会治理”为研究视角,解析中国社会长期稳定何以可能。文章认为,中国政府不断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治理”改革对于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具有重要贡献:一方面化解了社会矛盾,消减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倒逼政府改革,提升政府回应性。中国的实践表明,一种基于需求-回应框架的社会稳定性分析模型是富有解释力的。
村规民约文本内含着村庄治理的基本内容,前后不同的版本忠实地记载着治理变迁的历史信息。对衢州市上洋村十版村规民约进行文本分析来追寻三十年来乡村治理变化的轨迹。从文本的内容、功能、语言表达等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其修订是以问题与政策、共治与共享、限制村域内权威为导向,其背后治理议题逐渐地从整合控制论、义务论、整体利益论、村落身份认同论走向权利论、主体论和平权论,从工具论走向工具与权利、价值融合的治理轨道上。这些印迹与村治演变过程恰恰是中国多数村庄所经历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洋村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借其可以窥见乡村社会之普遍表现形态。
城市社区作为日常生活载体和基础治理单元具有重要价值,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基本内涵和“纽带-关系-规范”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56个城市社区治理案例的QCA定性比较分析,探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路径。研究发现,在“党政推力”和“制度保障”下,部分社区在特定场景下生成了以“共治平台”和“社区自组织”为特征的内生型社区治理共同体、以“利益引导”和“专业支撑”为特征的孵化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和以“场景紧急性”为特征的应激型社区治理共同体。当前,构建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要增强社区治理动力内生性、结构互嵌性和制度有效性,同时针对不同类型社区和不同治理场景采取差异化策略,在纽带凝聚、关系联结和规范保障中逐步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
对人工智能进行法律治理的难点,在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相对独立于自然人的智能属性。鉴于现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未能脱离智能工具的范畴,法律规制的重点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而是人工智能背后相关法律主体的行为。刑法需要把握算法这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质与核心,并以算法安全为纽带构建对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主体的刑事归责路径。在具体方案的设计上,需要厘清刑法在人工智能治理活动中的功能与定位,避免出现过度纠结于技术逻辑的证明,或将刑法功能与前置法之功能相混淆的误区。
在中国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对中国治理的比较特征和全球价值的正确认知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出发,选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20项治理指数,分析和比较2000-2020年间中国的评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国际治理指数在该期间对中国治理的整体评价处在中间水平,略有上升;同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相关评价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治理供给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指数设计和运营上存在的局限性。对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认知,有利于正确理解和使用国际治理指数,以“办好中国事情”和“讲好中国故事”。
智能裁判是智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适用于司法裁判以及能否进一步强化公平正义,还存在强化说与弱化说二种学说。为了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的困境根源及应对策略,实验团组进行了系列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审查、法律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的试验,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智能裁判的理论体系,包括计算正义理论、机器裁判权理论和算法可辩论理论;其中,计算正义理论强调算法对于推动司法裁判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机器裁判权理论则强调以法官为主导、以机器为辅助的裁判格局,算法可辩论理论则强调算法的可辩论性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有效保障。以智能裁判理论为基础,寻求裁判未来发展的路径:从裁判数字化向裁判智能化转变系总体方向;寻找法官与算法模型的黄金分割点,实现人工智能精准应用系核心所在;构建AI裁判模型算法审查制度则成为智能裁判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
促进行业发展、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积极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同治理,但是学界尚未对政会共治给予足够关注。借鉴网络模式理论,政会共治可以划分为配合型共治、协作型共治和合作型共治三种模式。对S市A协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模式在存续时间、目标和前景、结构性联系、正式性、回报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适用于不同情境。政会共治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条件和互动条件,资源依赖程度、互动规则完备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能力共同形塑共治模式。政会共治多元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理解共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为在脱钩改革后建立良性互动的政会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基于中国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的内生关系和空间交互溢出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地区产业同构水平提升,流通成本呈现U型变动趋势,流通成本对产业同构存在正向的反馈作用;在地理空间上,产业同构存在负向空间溢出和正向空间交互效应,流通成本的变动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和负向空间交互特征。基于降本增效导向和省际空间尺度的分析得出三点启示:第一,中央政府应着力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通道,引导流通活动在合意性范围形成循环累积、自我锁定和集聚效应;第二,地方政府应合理规划交通、网络“硬”基础设施并不断健全市场制度“软”基础设施,在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同时引导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第三,流通企业应同步拓展线下和线上流通渠道,在物理距离既定的情况下依靠互联网和科技实现传统流通渠道的成本压缩。
低收入群体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对象。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探索如何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将成为时代性的课题。围绕制订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行动纲要,基于最少受惠者视角论述了价值目标、实现路径和关键机制三个方面的内容。在价值目标上,阐述了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社会合作和内生动力论。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径方面,总结了先富帮后富、城乡一体化、“救助+慈善”助力的发展路径。在促进低收入群体迈向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方面,提出充分发挥基本公共服务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作用,建立以就业为核心的增收性帮扶政策路径,健全以纾困为核心的综合性保障政策路径。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移动政务作为互联网时代政府治理的新途径,其用户的持续使用问题关系到数字治理效能的实现。目前移动政务存在用户持续使用率较低的问题,且政务APP评价中普遍存在较强的情感分歧度。以情绪认知评价理论作为基础,构建情绪认知作用下的移动政务用户持续使用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用户认知因素在移动政务持续使用过程中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内在认知负荷、认知需求与认知信任通过满意度影响持续使用行为,而外在认知负荷则与持续使用行为具有直接效应;认知信任影响移动政务用户对系统的相对优势评价,是促使用户持续使用的核心条件。研究发现扩展了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在移动政务领域的应用,并为用户持续使用的提升与移动政务工作的改进提出了建议。
经济关联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决条件,以数字经济为重点推进发展对于提高长三角创新能力、经济集聚度和政策协同效率意义重大。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QAP方法,测算2011年与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及其影响因素后发现:长三角城市之间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趋于紧密,但关联网络并不稳定,网络内被动的接收者、孤立者偏多,仍有较大改进提升空间;27个城市在关联网络中功能具有明显差异性,从个体来看,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板块来看,由上海、苏州、杭州等8个城市构成的核心板块对其他三个板块形成显著溢出效应;城市间距离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社会消费水平和政府数字化水平差距对长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空间关联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需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的活跃性,以强有力的体制机制创新强化协同治理,通过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为全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现实路径。
社会参与是促进老年心理健康、实现积极老龄化的重要行动方案。基于个人—家庭平衡的视角,利用2015年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通过潜在类别模型将老年人社会参与模式分为个人中心型、家庭中心型、平衡型和低参与型四类。分析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1)相比低参与型和家庭中心型,个人中心型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抑郁程度,但是这个改善效应尚不足以影响老年人抑郁与否的结果;(2)个人中心型对农村老人的抑郁程度改善效应更加显著,家庭中心型的城镇老人比低参与型更容易陷入抑郁;(3)相比低参与型的老年人,个人中心型显著降低了中龄老人的抑郁程度,家庭中心型和平衡型的低龄老人表现出了更高的抑郁概率。研究社会参与模式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探索更具健康改善效应的模式,有助于为促进老年社会参与的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从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什么样的城市数字治理是学者们期望的良政善治?城市数字治理有没有带来预期之外的担忧?通过专家焦点小组讨论和文献回顾,对城市数字治理的期望与担忧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学者们期望,城市数字治理是一首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交响曲,而非政府的独奏曲;厚此不能薄彼,既为优势群体锦上添花,更为边缘群体雪中送炭;能量体裁衣,从用户的实际感受和体验出发;能既有智能,又有人工,更加尊重人的智慧与自主性;能化零为整,修炼整体性的“内功”,增强协同性的“外力”;能细水长流,量力而行;能张弛有度,提高敏捷性和适应性;能开诚布公,落实公开透明与知情同意。同时,学者们也担心,城市数字治理成为“虚中楼阁”,脱离实际需求,忽视实际成效;让人“裸奔”,数据采集过度,数据泄露频发;让人失去自主选择的权利;无所不用其“技”,弱化人的作用,扭曲人的行为;“墨守成规”,强化落后模式,固化既有格局。这些“期望”和“担忧”反映了学界对如何平衡好技术、制度和人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以及对数字治理实际成效的关注,希望这些“期望”和“担忧”有助于确立未来城市数字治理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坐标与未来方向,以提升公共价值,促进城市善治。
掌握外语的人口增加是现代化发展在个体层面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国站稳国际舞台、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前提。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外语的对外功能和教育手段,对内功用尤其是社会政治功用和治理价值却不甚明了。“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结合语言治理和语言政治学逻辑填补此方面空白,指出外语习得对国民政治能力(特别是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政治感知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四种作用机制。 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理论的效果和机制假设。 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外语(英语)水平对其政治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在机制上,外语习得通过信息获取进路上提升内部政治效能感作用最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 与此同时,价值西化路径并未对国民政治认知造成明显改变。 据此,外语习得对于国民政治能力塑造功能更偏向素质性,而非价值性。 对于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的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推进了对宏观语言政策微观治理逻辑的理解,为“语言-思维”关系这一经典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证据,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语人口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语言政策和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技术赋能的理念推动了数字政府转型,依托数字平台的政民互动逐渐成为政治沟通与对话的主要场域。以系统理论为视角,借助结构主题模型(STM),对A省民生领域监督信息平台20660条投诉举报信息及政府回应内容进行分析,系统研究数字平台对政民互动的驱动作用。研究发现,在技术层面,数字平台依靠高效率的数据采集、信息传输以及数据处理,为群众监督的便捷性和政府回应的有效性提供了变革契机;在管理层面,以平台为枢纽的归口管理,确保了政府回应内容和方式根据不同的投诉类别进行动态调整;在制度层面,全过程监督模式与政民互动深度融合,推动且保障了群众的监督权利。通过对大规模非结构化文本的处理,为理解群众监督与政府回应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为一种新的安全要素,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审视生态系统完整性与人类可持续生存之间复杂连接的重要窗口,也是其他安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预埋了生态退化、气候变暖、土壤污染、核与辐射污染所引致的多重风险,给生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生态安全是人本政治的具体化,因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注意力。应对生态安全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兜底性”治理是维护生态安全的基础。除了筑牢生态安全底线外,还应从更高层面的“引领性”思维出发,强化生态安全相比于其他安全的优先性,并做到“防患于未然”。实现生态安全“兜底性”形态向“引领性”形态的进化,需要从审视国家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宏观结构性因素出发,将警惕生态殖民主义,促进中央环保督察常态化、“在地化”,发展威权式环境民主主义作为重要抓手。
出于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促进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同时通过分级管理和限制竞争等方式防止社会组织组织化。然而,近年来社会组织之间出现虚拟连接。虚拟连接是指社会组织之间仅建立了关系网络,并没有推动议程设置。政府有效治理的逻辑与社会组织完成任务的逻辑,导致社会组织虚拟连接。一方面,政府基于有效治理的策略挑选社会组织,出现一部门一社会组织的现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为完成任务,依托政府纵横结构建立联系。社会组织间虚拟连接应政府需求而出现,依政府结构而发展,并没有与国家意志相冲突,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经历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之后,以市场价值来衡量的生产性贡献被视为资源分配的一个决定性标准,这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理想设置了观念障碍。但基于市场价值对生产性贡献的评价从技术上讲是不可靠的,其伦理价值也十分薄弱。无论是对贡献的合理评估,还是平等主义的分配,都需要一个前置性的社会想象作为参照,而经济和市场应当嵌入在这种社会框架之中。在这种超越市场模式的社会想象中,有一些不可还原为个人生产性贡献的共同资产,它们构成了共同富裕的物质与伦理基础,也扩展了我们理解贡献的价值光谱。在历时性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以诸多非生产性的形式作出贡献,并配享社会的承认和尊严。
在一个多世纪的理论演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黑格尔主义的中介,开始将辩证法真正引入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构想。同时又通过对青年马克思哲学著作的译介和讨论,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设想。在由政治因素介入的持续论战中,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对过去一个多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之正反经验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则承接了20世纪未竟的政治解放实践,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当代症候进行批判。理论和实践的历史重负迫使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与策略之间分野,一方面试图彻底离弃政治伦理以求重构“元政治学”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联,另一方面则试图在治理和秩序中悬置对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
“技术赋权”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通过新兴技术促进政府以外多元力量参与和协作的路径。技术赋权是否能真正实现广大公众的增权?以元宇宙技术为例,其一方面能为政府与公众提供新的沟通渠道与媒介,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被技术资本利用为实现“资本控权”的工具。针对该矛盾,五层阶梯结构创新了现有元宇宙技术赋权理论,辨析元宇宙影响下不同社会主体获得技术赋权的地位与类型。五层阶梯结构的五个不同层级代表了公众获得技术赋权从低至高的程度,分别为“资本控权”“表象互动”“公众参与”“协同共创”“授权自治”。五层阶梯结构的每一层级分别根据技术赋权关键词,识别、阐明了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对应角色与相应案例。研究结果显示:“协同共创”在现实社会治理背景下有较强的推广基础,是目前数字化转型实践可行的发展方向,对技术赋权中元宇宙的应用导向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同时,五层阶梯结构也警示技术资本利用元宇宙逃避监管,并防止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扩大资本控权的风险。
元宇宙正在催生人类社会呈现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格局。元宇宙也催生了虚拟社会中大量虚拟物的产生,虚拟物可以被实际使用,其呈现出虚拟性、智能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区别于现实社会中的财产权制度,NFT催生了虚拟物的稀缺性和可交易性,也催生了虚拟物新型财产权形态。虚拟物的所有权区别于既有的财产权概念。与既有的虚拟财产相比较,虚拟物则是基于区块链去中心化的技术架构,实现了用户对于虚拟物的直接、绝对支配。与知识产权中的作品相比较,虚拟物所有权概念追求对元宇宙中特定虚拟物的保护。为此,有必要独立设计虚拟物所有权内容,包括铸币权、密钥控制权、使用权、移转权、永久收益权、销毁权等权利内容。虚拟物所有权实现了所有权制度从现实世界向虚拟世界的延伸和跨越,同时,它也实现了传统所有权制度的创新与突破。用户基于区块链的密钥机制实现对虚拟物的确权和交易;同时基于去中心化的信用建构,元宇宙中虚拟物侵权救济制度同样也呈现特殊性:区别于现实社会中的占有推定效力,虚拟物则奉行占有确定效力,并据此形成权利救济制度建构。与此同时,在制度建构中还需要处理好元宇宙中虚拟物所有权与其知识产权的关系:既要明确虚拟物所有权与知识产权相互独立原则;又要探究二者的互动关系。当下,对于元宇宙虚拟物财产权的制度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随着元宇宙产业的发展与进步,相关研究也将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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