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沈满洪

2018, 34(2): 5-13.

摘要 ( 2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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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主政浙江时的“两山”重要思想和主政中央后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两个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主要包括美丽中国论、美好生活论、绿色发展论、生态生命论、绿色制度论、全球治理论等，其核心思想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不仅具有区域意义——指导浙江成为美丽中国的样本，而且具有国家意义——指导中国建成美丽中国，还具有世界意义——指导全球建设美丽世界。

习近平民营经济思想的逻辑演进——从“民营经济支柱论”到“民营经济基础论”

刘迎秋

2018, 34(2): 14-20.

摘要 ( 24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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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根据浙江实践，在总结归纳基础上明确提出和阐明了“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观点，即“民营经济支柱论”。在此基础上，他又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通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深入观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在规律的科学探索和深刻总结，进一步分析和阐明了从全国角度看的“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全国范围的“民营经济基础论”是对局部地区的“民营经济支柱论”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民营经济基础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深刻理解、全面把握和长期坚持习近平的“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对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民营经济基础论”思想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好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石。

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

王立峰吕永祥

2018, 34(2): 21-29.

摘要 ( 25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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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其深入推进需要借助于具体的推进路径。明确制度治党与全面从严治党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制度治党指引全面从严治党的发展进路与破除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障碍的重大作用，是将制度治党确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路径的重要依据。

党建科学化视域下的“三型”政党建设

牛秋业

2018, 34(2): 30-38.

摘要 ( 21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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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政党建设是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新目标，也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践路径。“三型”政党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党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规律认识的深入，但在推进党建科学化，建设“三型”政党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怎样把“三型”政党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来推进，深刻把握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三者之间内在的关系，通过构建学习机制，培育创新精神，树立为民服务的宗旨，以系统的方法整体推进“三型”政党建设。

从治理到国家治理：治理研究的中国化

彭莹莹燕继荣

2018, 34(2): 39-49.

摘要 ( 27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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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需要催生了“治理”研究的学术潮流，“治理”迅速以一种思潮、理论、范式、技术的姿态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治理经引介进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开始探索以治理理念重思中国政治改革路线并形成了一系列独立的学术成果。本文基于对中国学者治理研究的学术考察，认为治理概念引入之后，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这些概念实则是治理理论与中国实践互动下形成的中国话语的创新，具体而言：从“治理”到“政府治理”是中国学者从理论上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的初步思考，从“治理”到“治理评估”是从实践出发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具体考察，进而再到“国家治理”概念的提出，是治理研究在中国本土化的系统成果。

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演变与特点

朱旭峰吴冠生

2018, 34(2): 50-57.

摘要 ( 28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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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是国内外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学者的关注热点。本文在界定立法权、财权、事权和人事权这四个理解中国央地关系调整主要维度的基础上，分三个阶段对1949年以来中国央地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相较于西方国家，当代中国的央地关系呈现为“复杂且灵活的动态调整”，其可以视为是中国共产党人力求“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探索过程，并表现出以下三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基本特点：（1）渐进式的集（分）权：政策调整的适应性；（2）有选择的集（分）权：不同政策的异质性；（3）差异化的集（分）权：政策工具的多样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团主义路径探析

卢元芬

2018, 34(2): 58-65.

摘要 ( 2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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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存在国家治理体系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要求、国家治理能力不能满足民众需求等短板，这些不足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瓶颈。本文试图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家主义、多元主义治理、法团主义的梳理与分析，同时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困境，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希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借鉴。

从管办分开到大部制：医疗供给侧改革的组织保障

顾昕

2018, 34(2): 66-75.

摘要 ( 2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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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管办分开”的原则，推进医疗卫生行政管理和监管体制的改革，尤其是推进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之举。健康大部制对于政府职能的再界定和部门治理的再协调来说是可行之举，但只有在管办分开制度化的框架中，大部制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唯有实现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理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健康大部制方可实行。任何单纯弘扬“大部制”的政策建议，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公共管理的变革，而是重回行政机构合并—分立循环的老路。

共识与分歧：矛盾冲突化解方式的干群认知及其比较——基于X省的调查

袁迎春

2018, 34(2): 76-83.

摘要 ( 2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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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基层干部对群众选择“调解”“信访”“媒体投诉或上网”和“采取过激手段直接面对冲突”解决矛盾冲突等方式的认知达成了基本共识，而基本分歧则主要表现为不同职级、不同行政层级的基层干部群体对群众所选择的具体矛盾冲突解决方式的判断有显著差异。通过“调解”来解决自身遭遇的矛盾冲突是最有效的方式是群众的基本共识，而基本分歧则是群众对化解矛盾冲突有效方式的认知上存在社会经济因素差异，而折射出矛盾冲突解决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基层干部与群众对不同矛盾冲突化解方式的判断有分歧，则反映出现实中社会矛盾冲突解决过程的艰难及其复杂性。

以稀缺性为导向推进生态经济化的“浙江样本”

谢慧明

2018, 34(2): 84-92.

摘要 ( 2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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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化是指资源品、环境品和气候品等生态品通过价格体系、财税体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从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的转变。生态经济化的“浙江样本”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变革人与自然的经济关系，以“有为政府”为参照系编织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契机引领生态文明制度创新，以稀缺性为导向探索生态资本的形成与增值路径。在推进外源式和内源式技术创新兼容并包的基础上实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稳步提升，在实现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兼收并蓄的基础上通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和地区推广等制度创新方式实现生态经济化；在理顺以价格体系、财税体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促进生态经济化关系的基础上推动自然资源产权界定成本的下降和自然资源交易成本的节约。

超越全球城市治理和“指挥与控制”的迷思

理查德?G?史密斯

2018, 34(2): 93-103.

摘要 ( 2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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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全球经济受到“指挥与控制”的观点缺乏有信服力的经验实证，是因为它受到新马克思主义迷思的影响。首先，全球经济被假定具有“战略性场所”的主要城市“指挥与控制”，从而实现服从于“高度集中的指挥”，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几位思潮者。他们论述了全球经济的根源，并且提出了“这一命题缺乏实证是先行者将资本结构化的结果”，从而提出了“全球经济是服从于掌控且可通过远程协调”的假设。其次，泰勒的“连锁世界城市网络”模型被证明是谬误的：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结构主义观点，其缺乏可信的论据来支持“指挥中心”的存在。最后，本文通过将相关假设与金融社会学中的人类学研究对照，提出从社会-技术集合体和多样体的角度来理解城市，从而超越全球经济服从于“指挥与控制”等一系列毫无现实依据的假定。

从儒学一体之仁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王阳明的仁学新释

董根洪

2018, 34(2): 104-110.

摘要 ( 2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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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以“全体恻怛”和“真诚恻怛”完善和完成了儒家的仁学；而在深入构建其“天地人万物一体之仁”的同时，最终突破“等差之爱”而引入实质是“兼爱”的原则，从而实际终结了儒家仁学，或创新了儒家仁学；而由于在理论和现实上，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并不能完成“一体之仁”的仁学理想，真正实现“一体之仁”的必须有一种现代新仁学，这就是新发展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机构成的“开新”性的现代新仁学。

大学生选择党政机关就业的生涯激励：公共服务动机，还是政治效能感？

高翔黄张迪

2018, 34(2): 111-121.

摘要 ( 2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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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驱动大学生进入党政机关就业的生涯激励，是提高党政机关在人才市场竞争力的关键。面向浙江大学2017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显示，只有8.4%的大学生有意愿加入党政机关，且男性、党员更有可能做出这一选择。在大学生看来，党政机关工作既普通、又独特。普通是指体制内工作不再是不可替代的金饭碗，它既有福利待遇好、工作稳定和社会地位高等优点，也有薪酬回报低、工作压力大等不足。独特则是指党政机关工作的公共性，即它提供了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机会。大学生党政机关职业选择的差异，既不根植于他们对体制内工作认知的分化，也并非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而是来源于个人政治效能感的不同。这一发现有助于学界更为准确地理解大学生进入党政部门就业的生涯激励，也挑战了市场化改革将削弱党政机关组织能力的观点。

秦汉政制构造原理榷论

李霞

2018, 34(2): 122-128.

摘要 ( 19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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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国政制影响了中国历史二千余年，而秦汉时期是此一古代政制之肇始与定型阶段。中国古代帝国政制的构造，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项庞大工程，在秦皇汉武之间陷入困局。面对由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及思想等多元因素激化而成的重大事件，一些学者-政治家（scholar-statesman）为帝王的政治决断提供了极具智慧的策略方案。作为古代社会“士人”阶层的重要组成，这些学者-政治家所提出的改制策略及思想学说经过政治实践的检验，奠定了政制构造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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