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39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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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

张文显

2023, 39(1):  4-27. 

摘要 ( 196 )   HTML ( 238)   PDF (1151KB) ( 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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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

李包庚, 耿可欣

2023, 39(1):  28-39. 

摘要 ( 215 )   HTML ( 23)   PDF (1022KB) (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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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而全球生态治理也面临公正价值诉求缺失、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治理中存在责任“赤字”等现实困境，严重阻碍生态善治的实现。面对生态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治理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呼吁世界各国在治理过程中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结合历史责任和国情实际，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全球生态治理，重塑全球生态价值观，凝聚生态共识；重构全球生态利益观，实现利益共享；重建生态责任观，彰显责任担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家园，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八八战略”20年：浙江现象与经验

数字技术驱动科层组织领域化运作的逻辑——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分析

唐京华

2023, 39(1):  40-52. 

摘要 ( 217 )   HTML ( 22)   PDF (1127KB) (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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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如何运作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浙江“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提出“领域化运作”的概念阐释数字政府运作逻辑的倾向，即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愈来愈按照模块化或系统化的思维构建决策与行动的策略和方式，以强化对现实问题的整体性回应，表现为行动模式由条条分割到块块融合、组织关系由线性联系到交互网络、功能价值由追求部门绩效到整体效能等。“领域化运作”倾向是对传统科层组织部门化运作的超越，有助于增强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回应，但也面临着科层体制惯性、数字技术应用以及技术简约与现实复杂之间张力的束缚。领域化运作逻辑拓展了数字政府治理的研究视角，为理解数字技术驱动下科层组织变革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数字空间”政府

米加宁, 彭康珺, 孙源

2023, 39(1):  53-67. 

摘要 ( 162 )   HTML ( 14)   PDF (1292KB) (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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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纵深演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推动了物理空间、人类社会之外的“数字空间”的诞生。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现象，而且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并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通过对政府形态与治理模式嬗变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可以发现，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重构新时期政府治理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机遇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社会大实验场”，并持续塑造着“数字空间”政府形态和治理模式。作为国家治理的新形态，“数字空间”政府需要在价值取向、政府与社会主体关系定位，以及政府存在方式和服务供给模式上不断适时调整，以回应时代变迁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命题。

国家治理

政策试点何以悬浮?

杨宏山, 张健培

2023, 39(1):  68-80. 

摘要 ( 168 )   HTML ( 11)   PDF (1323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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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伴随着大规模的政策试点，有些试点并未产生扩散效应，地方政府也不停止试点项目，致使试点在原地打转，形成独特的试点悬浮现象。地方改革者的政绩诉求、试点反馈的弱化效应、府际学习的抑制效应构成了试点悬浮的前提条件，试点地区的正当性诉求则是悬浮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试点悬浮需要消耗行政资源，而有价值的知识生产处于停滞状态，无助于增进对不确定性的认知。提升试点驱动知识生产的有效性，既要提供非均衡的激励安排，激发地方政府的创新动力，也要改进试验设计和评估模式，提出框架性目标，设置时限要求，建立试点报告、同行评议和声誉激励制度。

“条块关系”视角下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构建

李有星, 潘政

2023, 39(1):  81-94. 

摘要 ( 135 )   HTML ( 7)   PDF (1335KB) ( 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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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金融领域，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监管的双层监管体制。然而，该体制目前仍然存在地方政府缺乏畅通渠道表达主张的“单线联通”、监管权责配置不平衡等问题。我国现有国家管理体制、央地事权分配结构以及地方金融监管“中央统一领导”的核心制度要求，决定了地方金融监管只能沿着我国“条块关系”的双重领导方向发展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双重领导体制，要求在中央政府层面专设国务院地方金融业务主管部门承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职权，同时明确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监管局的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具体职责，畅通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条条”管理格局。

执政党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论析

齐卫平

2023, 39(1):  95-107. 

摘要 ( 115 )   HTML ( 6)   PDF (1017KB)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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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规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挥好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优势。新时代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度历史自觉和精神主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治理的“中国之治”成功经验。党的领导体现国家治理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在方向引领性、制度规范性、体制系统性、能力现代化性、领域覆盖性、资源整合性等方面。在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的接续奋斗中，坚定不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赋予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崭新的实践内容。

社会治理

社会规范策略对居民垃圾分类的助推效应：一个田野实验

凌卯亮, 徐林

2023, 39(1):  108-124. 

摘要 ( 160 )   HTML ( 7)   PDF (3054KB) ( 1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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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政府正全力推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政策手段主要依赖宣传劝导与经济激励。鲜有文献检视行为助推政策对我国居民垃圾分类的影响。基于浙江省Q市近3600户家庭的田野实验数据，系统评估社会规范策略对垃圾分类行为的效果。该策略利用个体从众心理，旨在通过披露社群中大多数成员对目标行为的遵从与认可，促使受众改善行为。研究发现，社会规范策略显著提高了家庭垃圾分类参与水平，且策略效果在环保偏好或社会资本较弱的人群中更强。该策略不仅具有即时效应，在干预停止后仍发挥持续影响。进一步的成本效益分析表明，社会规范策略相比传统政策手段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研究结果确证了社会规范策略的高效性，深化了对行为助推政策作用机理与适用条件的认识。

多元协同与基层下沉：中国城市文化治理的基层实践

宋道雷, 郭苏建

2023, 39(1):  125-135. 

摘要 ( 139 )   HTML ( 13)   PDF (1074KB) ( 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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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文化治理日益受到学界重视。从总体上看，城市文化治理逐渐从政府一元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型，城市文化治理的空间实践机制随之也发生变化。政党引领、政府负责、社会参与和市民自治组成多元协同治理网络，推动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大型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成为过去式，城市基层小尺度空间成为城市文化治理的重要领域。多元主体参与城市文化治理，促使城市基层的街区和社区成为满足普通市民需求的文化空间，是城市文化治理向基层下沉的重要实践。

法与治理

论人工智能在证据推理中的辅助性定位

卓翔, 崔世群

2023, 39(1):  136-156. 

摘要 ( 132 )   HTML ( 3)   PDF (1141KB) (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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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步介入到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并引起广泛关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仍属于“弱人工智能体”，长于形式逻辑推理，但仍无法实现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完整模拟，在司法证据推理之中处于辅助性地位。结合司法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筛选定位、算法高效一致运行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证据信息提取、证据语言转化、法律思维模拟、司法经验学习等方面的短板，应将人工智能的辅助范围明确为证据材料使用提示、证据信息缺失预警、证据推理前置性指引和后置性纠错。同时，人工智能在司法证据推理中应遵循智能审判实质化、算法公开、算法平等和机器有限制约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梯度性人工智能辅助体系，让人工智能分梯度地介入不同类型案件、不同诉讼阶段的证据推理工作之中。通过人工智能和人类法官的优势互补，进一步释放司法工作的公正性、效率性红利，助力新时代司法审判新篇章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