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1年 第37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1-11-15

上一期    下一期

本刊特稿

党的百年奋斗成就与历史经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2021, 37(6):  5-21. 

摘要 ( 1863 )   HTML ( 1085)   PDF (1080KB) ( 603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共同富裕治理的制度主义方法论

刘涛

2021, 37(6):  22-32. 

摘要 ( 1616 )   HTML ( 570)   PDF (1057KB) ( 652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国家应逐步转变干预社会的方式,归属于市场及社会领域的应注重发挥市场自主规律及尊重社会运作的自我逻辑规律。同时,国家应将自身管理及干预社会的方式区分为介入、调控、合作生产及居间协调等不同种类,针对不同事务领域及社会场域采取不同干预方式,通过多重的干预治理方式及其情境化运用达到高效精致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些都是“共同富裕治理”的中心观点。在共同富裕治理格局中,既要注意发挥国家独特的规划及动员社会的作用,也要注意国家及行政体系的功能性边界及能力界限,防止行政化过度扩张可能带来的负效应,通过不同领域的多重分层治理方式将市场力量与社会力量融入共同富裕的大格局中。

浙江现象与经验·社会治理研究专题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路径:多重网络的再组织——基于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

王诗宗, 胡冲

2021, 37(6):  33-42. 

摘要 ( 1626 )   HTML ( 566)   PDF (1226KB) ( 484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综合既有研究可知,社会治理共同体指多元主体在既有组织网络的基础上,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而形成的一种再组织化网络结构。基于浙江省舟山市“东海渔嫂”案例的研究表明:党委组织网络、政府部门网络、群团组织网络和社会组织网络,在社区内部、跨越社区和基层社会三个不同层次中实现了网络的再组织。具体而言,多重网络以人民福祉为最大公约数,确立了合作共识;继而打破主体间的界限,建立起组织网络的关联;并在合作行动中嵌入,实现功能的相互依存。再组织化超越了单一网络功能而迈向整体性治理模式,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群团联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多重网络的再组织路径,对于理解和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数字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嘉兴市为例

吴结兵, 崔曼菲

2021, 37(6):  43-51. 

摘要 ( 1851 )   HTML ( 577)   PDF (1050KB) ( 631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城市化叠加数字化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现实背景。城市治理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对市域社会治理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改革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现实路径。论文基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剖析数字化改革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社会整合能力的内在逻辑,并以嘉兴市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化改革赋能市域社会治理实践成效,探讨数字化背景下市域社会治理的二元性能力特征,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社会治理的复合机制何以形成——以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为例

周俊, 刘静

2021, 37(6):  52-61. 

摘要 ( 1511 )   HTML ( 554)   PDF (1093KB) ( 602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建构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治理机制。基于浙江省嘉兴市“微嘉园”积分管理的案例研究表明,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形成主要由政策创新驱动,而政策创新又源于地方官员的政策企业家精神和对纵向层级压力与横向竞争压力的回应;互利共赢是复合治理形成的关键机制,具体体现为相容利益是治理主体合作的基础,特定利益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各方的参与积极性。“创新驱动下的互利共赢”揭示了社会治理复合机制的关键性形成条件,对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治理

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的中国化

杨开峰, 杨慧珊

2021, 37(6):  62-76. 

摘要 ( 2147 )   HTML ( 590)   PDF (1092KB) ( 605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公共服务动机是国际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但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美国学者开发的量表,其文化适配性往往受到质疑。本研究采用经典的量表开发方法,通过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归纳中国情境下公共服务动机的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中国化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研究发现,西方常用量表的四个维度在中国情境下依然存在,但是表现形式有一定差异;同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名声和道德坚持两个新的维度,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环境紧密相关。本研究是公共服务动机量表中国化的初步尝试,为未来更有文化适配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负激励:对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的反思

高小平, 刘一弘, 高可清

2021, 37(6):  77-87. 

摘要 ( 1565 )   HTML ( 556)   PDF (1081KB) ( 646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社会风险评估制度构建和实践应用的过程中出现了评估科学性不强、评估结论失准、评估效果欠佳等现象,与该评估所具有的负激励属性分不开。评估负激励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需要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对社会风险评估负激励的功能再造要将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可控性等评估标准按照绩效评估中的平衡记分卡思维方式进行重塑,同时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要求,将防控风险、预防危机纳入评估体系,把某些负激励指标转化为正激励指标,发挥多种评估方法的叠加性制度优势,提高社会风险评估的综合化程度和精准化水平。

城市治理

碳中和背景下的城市治理创新

齐晔, 蔡琴

2021, 37(6):  88-98. 

摘要 ( 1720 )   HTML ( 563)   PDF (1532KB) ( 537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在国家碳中和背景下,城市发展面临全新挑战。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和趋势提出未来40年我国经济发展与碳排放深度脱钩的“大分流”概念,区分了高碳和低碳城镇化“两个40年”发展期。前40年,城市人口、GDP和碳排放同向高速增长;后40年走向碳达峰、碳中和,GDP持续增长的同时碳排放大幅下降,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深度脱钩。运用基于政府视角的城市治理MPC—IC模型对比分析两个时期的治理特征,发现在碳中和背景下,城市政府面临着自身动力不足、权力受限和能力缺乏的问题;而在制度环境方面,也存在着激励相容性和约束制度化不足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40年在低碳城镇化的“大分流时代”实现碳中和的城市治理创新关键领域和政策建议。

基于“创新-理念”框架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以上海市为例

吴建南, 陈子韬, 李哲, 张阿城

2021, 37(6):  99-111. 

摘要 ( 1622 )   HTML ( 561)   PDF (1964KB) ( 663 )  

数据和表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基于数字治理理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历程以“新技术体系”“新政府体系”“新治理模式”三个要素为特征,并进一步结合公共部门创新的理论视角,形成了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创新-理念”框架。基于上海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情境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过程具有渐进调适的特征,在创新维度上逐渐实现技术向度、组织向度、社会向度的组合,在理念维度上逐步叠加运行向度、服务向度、参与向度。面向“数字中国”建设,建议进一步重视渐进调适过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有序规划长期发展,强化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驱动、理念支撑、科学布局。

数字政府与数字治理

数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包大为, 吴行

2021, 37(6):  112-121. 

摘要 ( 1520 )   HTML ( 487)   PDF (1061KB) ( 514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作为有待完全展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数字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极易被片面地理解为先进生产工具在各项生产、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推广和运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型数字化技术,极易被前数字化时代的思维理解为只具有生产、物质效用的工具,至多只能跟着制度、人、事“跑”,至多只能提供更便捷的社会交往的物质条件。要深刻理解数字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就要克服生产工具孤立于社会关系刚性范畴的误解,深刻理解生产工具与历史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数字化对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改革的重塑性革命作用,全面理解生产工具的内涵及其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正反两面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中数字化不同的历史意义,自觉实现从技术理性向社会理性的跨越,推进社会主义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法与治理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尊重及其审查

章志远

2021, 37(6):  122-128. 

摘要 ( 1593 )   HTML ( 480)   PDF (1017KB) ( 498 )  

参考文献 | 相关文章 | 计量指标

德发公司案为探讨法院如何对待行政机关法律适用过程中的专业认定提供了契机。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一般应给予尊重,主要缘由在于行政机关固有的专业技术判断优势、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中的裁量以及行政诉讼司法谦抑原则的内在要求。法院对行政机关专业认定的必要审查,既有比较法上的经验,也与我国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及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息息相关。从司法审查技术策略上看,行政专业认定是否合乎程序正当要求、是否明显不合常理、是否构成滥用职权是三种基本标准,法院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好必要尊重和有限矫正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