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收缩型城市治理:政治逻辑、功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马雪松, 杨欣雨

2025, 41(2):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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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型城市治理是地方政府在制度激励与绩效压力驱动之下,以行政力量引导的政策过程和资源重组活动。针对城市收缩引发的不利因素,地方政府依托上级政府资源并盘活城市存量资源,运用多种手段分解落实上位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目标任务。在科层逻辑、利益逻辑、改革逻辑的复合作用下,收缩型城市治理具有宏观规划引领与地方政策试验、行政调配资源与横向府际协作、区划尺度重构与行政机构精简的过程性特征。通过分析相关政策文本和实践样态,可以合理预期收缩型城市治理在推进人民城市建设、实现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协调发展、构建现代国家均衡发展秩序方面的功能。收缩型城市治理应以规划模式优化为基础积蓄城市空间集约内涵发展潜能,以内外联动为资源整合方式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动能,以制度化建设为中心环节巩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效能。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制度创新与路径选择

杨延超

2025, 41(2):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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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等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大模型技术的迅猛发展,正从根本上冲击现代法律体系的价值基础和规则逻辑。在法律价值层面,AI展现出的自主性、类人理性和复杂决策能力,动摇了以人类理性、自由意志和道德判断为核心的法律价值体系,挑战了正义、平等与自由的传统法律目标。在法律规则层面,AI突破了传统民事权利和责任体系的框架,催生数据权、算法权等新兴权利,同时引发跨领域权力合法性与实效性危机,要求重新界定权利、义务与责任的分配。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人工智能立法需在制度创新和路径选择上探索平衡。一方面,需重构权利主体和客体制度,明确AI的工具属性并在特定场景下赋予其拟制主体性;另一方面,需创新权利、义务和责任内容,突破传统“完全支配权”“静态义务”和“过错责任”模式,构建动态适应AI特性的法律框架。在立法路径上,应采取“统一立法+分别立法”的双轨模式,重点解决跨部门协同、领域规制和国际规则衔接问题,推进“嵌入式创新”与“独立性规制”的结合。

迈向AI治理的路径创新——论AI时代我国技术标准的发展动力、困境与前景

徐静婷

2025, 41(2):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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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的快速发展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新牵引动能与巨大变革效应,也历史性地带来了如何妥善处理人工智能自身治理的“反身性”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硬法由于在AI治理上难以有效应对算法歧视等新型社会问题,软法治理理念应运而生。软法治理为技术标准在AI治理上发挥独特效能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契机。聚焦技术标准这一特定类型的软法规范,着力实现我国技术标准的高质量发展尤其是充分释放其在AI治理上的软法效能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面向此目标,需要充分认识技术标准所具有的软化规制强度、优化规制主体、前移规制节点等优势,把握发展动力、厘清实践困境,并最终形成建设性治理路径。

平台数据与算法:关联聚合、情景冲突与复杂适应性治理

蔡兴顺, 蒋国银

2025, 41(2):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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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中数据和算法关联应用,诱发诸多社会公共议题,探究其整体治理逻辑与治理体系对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资源观与复杂系统理论,本文从多角度分析数字资源这一聚合系统的内涵、复杂性来源、治理机制与体系建构。研究发现,复杂适应性治理逐渐成为数据与算法关联治理的应然趋势,需在自组织与他组织机制下推进数字资源的协同演化,整合“部分-部分”相互作用、“部分-整体”适应涌现与“整体-部分”控制协调的多重逻辑,进而建构“物理-事理-人理”“权力-市场-规范”“组织-结构-功能”等多维治理体系。

党领共治的机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形态探析

方雷, 卢腾

2025, 41(2):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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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作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鲜明特征,不仅体现在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维度,还在治理形态层面彰显党作为领导核心的理论创新。立足于“政党—国家—社会”关系框架而提出的党领共治概念,既是对党政体制下“一核多元”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描述性概括,也是一种对政党如何引领多元主体实现社会共治的理论阐释,其建构逻辑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逻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相较于多中心治理和科层制治理,党领共治在权威分布、决策模式、组织结构、治理方式和价值目标等特征方面呈现出其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逻辑。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党领共治主要通过政治统领、组织嵌合以及社会整合三种机制展开,并在基层社会场域中实现了治理权威的统筹引领、治理网络的互联互通和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理论阐释与制度进路

张震

2025, 41(2): 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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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制度优势、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从历史维度看,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是与时俱进的,人民政协践行三者的有机结合也是不断拓展、延伸和深化的。从理论维度看,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三位一体、互为支撑,党的领导是保障、统一战线是方法、协商民主是路径,“三者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创造。从制度维度看,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统一战线制度体系、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结合点就是人民政协制度,它是推动“三者有机结合”的重要依托。无论是历史维度、理论维度还是制度维度,最后都要落实到“三者有机结合”的具体实践之中,更多扎实的经验研究是继续深化“三者有机结合”研究的理论增长点。

嵌入与融合:社会工作者何以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基于杭州市西湖区的实践

包国宪, 刘璎

2025, 41(2): 9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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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应对利益关系复杂化、风险多元化等社区治理挑战的必然选择,而社会工作者的独特优势使其成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力量。本文基于对杭州市西湖区治理实践的分析发现,政府以社会工作者驱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策略在于,搭建全方位支持培育体系,使其通过“关系-结构-行动”的逐层嵌入促进互动网络搭建、专业性渗入、集体行动达成及社区治理结构的优化重塑。此过程平衡了社会工作者的“嵌入性”和“专业性”,充分激发了各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内在潜能与合作活力,实现了对价值目标、治理资源、治理业务及主体关系的“整合”,促成了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该思路为促进社区“共建共享共治”格局的形成提供启示。

社区治理、政治信任与政策遵从:来自列举实验的证据

曾渝, 张志原, 严洁

2025, 41(2): 1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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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理论以自发形成的同质化社区为经验基础,认为丰富的社会资本是监督公共权力、实现基层善治的必要条件。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具有行政化特点,不完全适用社会资本理论分析治理绩效。中国式社区治理兼具自治与行政双重性质,能够增强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有利于将社区治理绩效转化为政府治理绩效。基于北京市居民抽样调查的列举实验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对居民服从社区内外的公共政策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政治信任而非社会信任。该结论揭示了社区治理对政府治理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贯彻落实有积极的启示。

医疗服务供给水平的时空演进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浙江省的分析

秦上人

2025, 41(2): 1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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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地区医疗服务供给水平对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深远。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其医疗服务供给发展演进逻辑与驱动机制的先行经验值得挖掘。基于空间分析理论与2013—2022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法对其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使用空间自相关法分析医疗服务供给的时空演进轨迹,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较大。医疗服务供给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医疗服务供给水平高值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待提升。城市化水平、教育支出对医疗服务供给水平有正向影响,城市人口密度则呈负向影响且具有负外部性,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正向外部性。共同富裕示范区医疗服务供给的经验表明,为促进医疗服务供给的提升,应优化空间医疗资源配置,医疗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地区应发挥空间辐射带动效应,同时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重视公民健康教育、提升健康素养。

数字时代税法治理的范式调适

侯卓, 吴东蔚

2025, 41(2): 14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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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到来动摇了税法治理的基础假设。透过纳税客体无法充分识别数字主体的税负能力,凸显纳税人均质假设的解释力缺失;数字经济网络的“中心—边缘”图景深刻影响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区域均质假设的妥适性贬损,地方自主税收治理的需求陡增;数字经济崛起诱发社会事实复杂度升维,由社会事实向税法事实的转译进程受阻,社会事实可识别假设受到挑战。税法建制和运行需要将主体因素纳入量能课税的考量范围,结合数字经济地理图景对地方税权作差异化配置,同时基于有限认知理性,构建社会事实向税法事实的弹性化转译机制。在制度层面,使特定数字主体负担更重的纳税义务与协力义务,适度下放税收要素决定权,松绑类型化观察法,是因应数字时代而须实施的制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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