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

张文显, 徐勇, 邱泽奇, 何显明

2023, 39(6):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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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治理。2013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建设肇始于浙江省桐乡市。十年来,它从一个地方创新上升为中央政策,进而被扩散到全国,这充分体现了“三治融合”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上所具有的成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治融合”能够从根本上突破已有基层治理的局限,从而型构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更进一步地,“三治融合”对于现代基层社会的重构是否具有关键意义?

本期编发的笔谈有针对性地回应了上述问题,我们期待引发学界对“三治融合”与重构基层社会的关注和争鸣。张文显教授认为,“三治融合”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命题的实践依据和理论来源,它从“盆景”变成为“风景”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和政治逻辑。当前,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徐勇教授认为,面向未来,进一步创新发展“三治融合”,必须走体系化的道路,包括加快构建完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服务体系、制度体系、支持体系和理论体系,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邱泽奇教授认为,在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基层社会与世界的关联性增强,基层社会结构出现了尾部断链的格局,出现了零散化的个人与整体化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冲突。创新基层治理,首要的是重构基层社会,而桐乡的“三治融合”实践对此作出了积极探索。何显明教授认为,桐乡“三治融合”贯穿着三大议程:一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二是多元治理资源的优化整合;三是多元治理工具的融合赋能。

本专题主持人:郁建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历史根据、政治要义与实践指向

董瑛, 黄尉

2023, 39(6):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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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思考、探索、解答的重大党建主题和执政考题。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揭示了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规律,给出了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成为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的重要历史根据。习近平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重要论述内涵丰富,深刻阐释了历史周期率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中外历史王朝政权兴衰的逻辑关联,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决定性因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治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有效保证,自我革命是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拓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外靠人民民主、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党的自我革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确保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收缩型城市:概念、认知与治理

陈友华, 张钒

2023, 39(6):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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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城市化速度逐渐放缓与人口负增长,城市化进入成熟阶段,城市收缩现象逐渐蔓延开来。本文梳理了收缩城市的概念与城市认知变迁过程,从人口空间演进和城市发展趋势角度对收缩型城市进行了探讨。主要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在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城市一旦收缩就再难“起死回生”。“小而美”“瘦而强”的城市蓝图更多带有乌托邦色彩。第二,当前中国城市规划的主要缺陷在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不匹配,城市规划者作为利益相关者难以完全客观、科学地指导城市规划。第三,应站在国家治理的角度,转变关于城市收缩的思想认识,由被动抗拒到主动接受;促进户籍制度变革,让个人拥有自由迁徙权;坚定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建立财富创造激励机制;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规模缩减和结构老化下中国市场能力提升研究——基于人口规模回旋空间理论辨析

王金营, 曹泽瀚

2023, 39(6): 5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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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30年仍需要经济高质量的增长和发展。在人口负增长和年龄结构老化的条件下,劳动供给减少和资本要素边际收益趋微是必然,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升和需求拉动力增强则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而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离不开市场能力提升的支撑。为此,本文力图在对市场能力的内涵认知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未来我国市场能力面临来自人口负增长、老龄化带来的可能冲击和挑战;阐明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下,可充分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回旋空间增强供给侧产出能力、需求侧消费能力和循环畅通能力,进而从社会治理、市场治理视角出发,提出充分激发人口回旋效应以提升市场能力的策略、途径和措施。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中国人口治理策略研究——基于历史性与反思性视角

王军

2023, 39(6): 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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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尽早确定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人口治理策略至关重要。无论在人口高速增长时期还是“低生育与人口低增长并存”时期,发展中国家人口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均以“人口问题”模式及其背后所体现的应急思维和工程设计视角为主导。这种人口治理模式倡导通过对人口发展的直接干预和操纵来“迎合”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需要,该模式虽然在控制人口增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在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应尽快超越“人口问题”模式,彻底摒弃原有应急思维和工程设计视角,高度重视人口自身均衡发展,并充分认识到人自身的巨大创造性及其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无穷潜力。具体而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人口治理策略是包括人口与发展理念、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的有机整体,并呈现出理念决定战略,而战略又决定政策的层次递进关系。其中,人口与发展理念层面应弘扬积极人口观以及人口与发展双向互动观,人口发展战略层面应坚决拒斥人口负增长战略,而人口政策则需缓解性政策和适应性政策两者并重。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多主体行为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夏志强, 赵雨欣

2023, 39(6): 84-99.

摘要 ( 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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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是地方政府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在推进政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数字化技术企业和社会公众之间由于各自的目标、立场、利益等不同,无法有效合作并达成共同行动。本文着眼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多主体协同机制,通过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数字化技术企业与社会公众的博弈模型,进行模拟仿真,分析四方主体的演化博弈过程、理想均衡状态以及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探寻多元主体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的最佳协同策略。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高度关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的名誉收益与政令畅通,地方政府和数字化企业更关注开发和服务的额外成本,政府政务服务供给质量直接影响社会公众信任度,并与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形成正向循环。因此,要强化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责任,同时还要减轻其政务服务供给负担;中央政府要加强数字化政府服务监管,维护公共利益提升政府公信力;数字化技术企业则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帮助公众融入数字生活。

城市数字治理:一个博弈制度分析框架

程艳, 黄容艳

2023, 39(6):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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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改变了城市治理主体权力结构配置及利益配置,推动形成了主体博弈均衡结果的多样性。城市数字治理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政府与城市居民的博弈、政府与企业的博弈,博弈均衡结果取决于治理主体权责配置关系重新界定的程度,政府需要权衡各类组织成本以寻找适应性治理边界。考虑到制度路径依赖的约束,主体权力结构相较市场行为更为固化,城市数字治理更应关注数据算法引发的治理风险而非市场行为规制,政府培育与技术发展水平适配的制度安排才能有效发挥城市数字治理的积极作用。

数字党建:概念界说、历程考察与核心向度

曲值, 张振

2023, 39(6): 1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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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政党建设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党建新实践和新形态,数字党建就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数字党建不是数字技术与党建工作的简单叠加,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赋能增权和交互融通。制度安排和技术嵌入协同推进,技术赋能、赋责、赋权互促共融,党建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紧密耦合是党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向度。基于党建数字化过程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嵌入、赋能与协同,数字党建逐步重塑了单纯基于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历经地方探索、局部发展和整体部署三个阶段,逐步成为助力政党治理现代化和确保党始终走在数字时代前列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支撑。但需始终明确,数字党建的核心要义不是“数字”而是“党建”。

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共同富裕的政府助推策略分析

周俊

2023, 39(6): 13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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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商会既能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又能够促进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助推理论建立“简化-吸引力-社会性”分析框架,对114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启动、凸显、结构化复合选择和规范等四种助推工具已为政府所采用,但其广度和深度仍然需要拓展;默认选项、自我形象、承诺等助推工具在政策文本中尚没有明显体现,其作用有待挖掘。为进一步促进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共同富裕,需要加强对助推工具的设计和应用。

规范敏捷式监管:金融数据开放的监管挑战与完善路径

陈天昊, 徐玮

2023, 39(6): 14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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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敏捷式监管将规范体系与敏捷治理相结合,既以规范体系为“锚”,为市场主体的有序交往提供稳定的规范预期;同时谋求“监管行为-监管规则-法律规范”这一全流程的敏捷化,以更好地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治理挑战。金融数据开放是践行规范敏捷式监管的典型应用场景,提炼域外开放银行改革经验,以监管推动金融数据开放,应当构建包含数据资源开放、数据要素流动、数据权益配置三个维度的政策框架。我国当前金融数据管理体制存在数据资源开放范围过窄、数据要素流动成本过高、数据权益配置结构失衡这三方面机制障碍。以规范敏捷范式监管为指引,我国应推动形成以《金融数据开放条例》为核心的规范体系,依法依规扩大金融数据开放范围,构建金融数据开放标准、交易平台及协同监管机制,并优化数据权益配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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