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统筹的逻辑:中国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实践分析

何艳玲, 汪广龙

2022, 38(2): 4-14.

摘要 ( 8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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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安全作为治理难题的本质在于,二者如何可能被一套体制逻辑所统筹容纳。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不仅是对制度规则、政策任务、组织激励的临时纠偏,而且是围绕悖论进行的阶段性体制重塑。“总体性领导的整体治理”构筑了兼顾发展和安全的基本体制和历史经验。整体治理的内涵并非是对社会稀缺资源和规范的全面掌控和自上而下配置,而是强调通过对治理资源和治理主体的广泛动员,实现治理体系对风险和悖论的全面渗透和吸纳,构筑消解悖论的多层次机制。总体性领导也并非诉诸解放权力的先验赋予,而是在构筑统一战线和“共同”的历程中获得治理体制超越和自我否定的自由。随着发展和安全议题在全球弥漫,这一统筹逻辑在世界范围内也将具有普遍意义。

超越政府中心主义: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市民授权机制

高翔

2022, 38(2): 15-23.

摘要 ( 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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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规则是数字时代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公共数据是数据资源的一种重要类型。公共数据治理既需要出台法律法规保障公民、法人的基本权利,更需要完善治理机制,促进各类主体合作互助、激发大数据赋能潜力。以往,政府中心主义导向的公共数据治理更侧重探讨组织内部的跨部门数据共享,但职能部门并不总是具备将采集数据共享给其他部门的法定权限,从而受困于隐私保护或数据共享的两难选择。面向浙江省特别是杭州市各级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访谈资料和调查数据,以及面向杭州市民的数字治理抽样调查数据综合刻画了地方政府将市民授权机制引入公共数据治理的创新实践,分析指出:超越政府中心主义、构建公共数据治理中的市民授权机制是地方政府兼顾隐私保护、提升数据质量、促进数据共享和服务大数据分析等政策目标的重要路径。这一发现为完善适应数字化发展,特别是大数据分析需要的公共数据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础

庞虎, 陈仁锋

2022, 38(2): 24-31.

摘要 ( 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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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相应文化形态的价值引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共富基因,但因受到小农经济基础和封建等级制度束缚,这些基因在传统社会难以转化为共富的现实。近代西方现代性开启了通过现代化建设来谋求国富民强的历史进程,但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固有矛盾不但无法带来共富前景,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引共同富裕从理想愿景走向现实的科学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践行者,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真正开辟了通往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价值立场、理想境界和精神谱系上实现了对中西文化共富观的时代超越。

基层“减负”与治理:根源性因素探讨

胡晓东

2022, 38(2): 32-43.

摘要 ( 1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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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基层负担一直影响着基层公务员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困扰着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中央给予高度重视,多措并举高位推动基层“减负”。在理论上,对基层负担的根源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压力型体制理论,但因其研究的单向性、不可倒推性掩盖了基层负担过重的多重原因之贡献,最终引发人们对基层负担的片面性认知,不能得出基层负担必然由压力型体制所致的唯一性结论。因此,需要重新考量现阶段基层负担的制度性根源,创新对基层负担的全新认识,补充和完善压力型体制理论。基于对我国3个省乡镇街道的随机抽样,采用“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最终发现,导致基层负担的原因已远远超越于压力型体制理论的解释框架,受到组织体制机制中“上级权力,下级权力,职责规范和督考机制”等多重变量的共同影响,需要采用多元并举的治理举措为基层“减负”。研究贡献在于,开发和构建了我国现阶段基层负担的研究框架模型,完善和补充了压力型体制理论,提出了在组织管理之中基层负担的指标性价值。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制度逻辑——对基层社会治理多元创新实践的一个解释框架

汪锦军

2022, 38(2): 44-55.

摘要 ( 5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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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内容和方向。在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构建探索中,地方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总目标呈现了多元创新案例,这些创新有着不同的目标诉求和创新工具选择。因此,如何理解不同创新背后的逻辑,需要新的理论解释框架。通过政府责任和治理技术两个变量,结合地方的创新实践案例,致力于回答不同地域不同政府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呈现巨大差异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并提出基层治理的四种创新路径:政府治理路径、影子治理路径、合作治理路径和自主治理路径,从而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下多元创新的解释框架。

从实践的三个维度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

严书翰

2022, 38(2): 56-64.

摘要 ( 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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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是以历史视野、国际视野、知识视野来认识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指出其发展必然趋势的历史观。本文从三个维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大历史观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生动体现。第一个维度,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持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两步走”发展战略,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和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战略,再到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二个维度,即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一以贯之地重视和抓好“三农”工作:从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支持和推动农业生产责任制,直至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第三个维度,即提出并不断推进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并推进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奇迹。

建设廉洁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及其启示

吴海红, 齐卫平, 庞程程

2022, 38(2): 65-74.

摘要 ( 5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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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政治是政治共同体公平公正地对公共利益进行决策、分配和付诸实施的活动,是人类对政治发展的美好追求。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建设廉洁政治作为自身发展目标,依托严厉惩治手段、构建体制机制、思想教育宣传展开了一系列自我革命的政治实践活动,廉政实践和廉政理论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从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建设的历程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启示:廉洁政治建设必须把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前提,必须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遵循,必须把加强权力的制约监督作为核心内容,必须把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反腐败作为基本理念,必须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导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科学内涵及现实启示

闫长丽, 王冰月

2022, 38(2): 75-84.

摘要 ( 2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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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之所以能基业长青、风华正茂,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涵养自我革命精神,勇于推进自我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发展史;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四个自我”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与具体体现;坚定党的自我革命方向与立场、厚植党的自我革命意识与勇气、注重党的自我革命能力与方法、健全党的自我革命机制是党的自我革命的现实启示。在新时代,要以史为鉴,把握党的自我革命发展历程与科学内涵,要开创未来,把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向深入。

“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创新——以S社区建设为例

朱亚鹏, 李斯旸

2022, 38(2): 85-97.

摘要 ( 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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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是当前城市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社区建设实践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和基层党组织在其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使得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路径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论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了我国城市社区以“资产为本”的方式推动社区建设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资产为本”的社区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发挥社区政治资产的作用,通过认同机制、嵌入机制、赋权机制和育导机制激发和带动社区其他优势资产参与社区融合发展。论文对推动中国“资产为本”社区建设的理论构建和实践探索以及运用资产建设路径破解超大城市基层治理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内涵、原则和目标要求

李一, 郅玉玲

2022, 38(2): 98-105.

摘要 ( 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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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分析视角来看,网络社会治理的功能发挥,需要依托于相应的体系架构。在学理层面阐释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理论内涵,概述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且基于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现有运作框架及整体运行情况,分别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方式与手段三个层面,探讨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完善的目标要求。

被中断的体制化:当代中国商业家庭的代际职业传承

黄杰

2022, 38(2): 106-116.

摘要 ( 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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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进入代际传承的高峰期,“民企二代”接班日益普遍。然而,与此同时,一部分下海型企业家的子弟却选择回到体制内单位工作。通过对2016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尝试检验中国商业家庭父代-子代体制内职业地位的传承,研究发现中国的商业家庭存在“被中断的体制化”:父代的体制内经历显著提高了子代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的可能,并有利于子代在体制内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父代体制内经历的代际影响具有非同质性,相对体制内就业经历,父代的干部身份对子代体制内工作的促进效应更大;父代体制内经历作为一种先赋性资源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受到子代其他资源禀赋的调节,子代受教育程度越低,父代体制内经历的影响越强。作为国家主导的政经秩序的结果,“被中断的体制化”及其未来发展将对中国商业精英的地位再生产、社会阶层的固化及民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纳税争议复议前置的反思与展望

刘权

2022, 38(2): 117-122.

摘要 ( 6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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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争议专业性较强,由行政复议先行解决理论上可以高效、全面化解争议,及时保障国家税收,并减轻法院诉讼负担。但纳税争议复议前置违反比例原则过度损害了纳税人权利,由于复议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不足导致复议决定难以令人信服而徒增维权成本,不存在减轻法院税务诉讼负担的现实需求,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已越来越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还未发生重大变革前,在行政复议公信力还没有得到普遍提升的背景下,纳税争议复议前置制度应当立即寿终正寝。应建立健全纳税争议解决自由选择机制,以实现国家税收征管效率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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