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黄璜

2020, 36(3): 6-15.

摘要 ( 2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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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胡重明

2020, 36(3): 16-25.

摘要 ( 1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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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构建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张鸣

2020, 36(3): 26-32.

摘要 ( 1477 )

PDF (3440KB) ( 1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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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革命需要政府从科层体制转变为全新的组织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外，实现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通过推进机制去主动构建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及组织人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背后，浙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这一推进机制的发展脉络是逐渐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制度化协同推进，形成了涵盖法制保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跨部门在线协同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正式制度与管理机制，从而使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紧密协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顾金喜

2020, 36(3): 33-41.

摘要 ( 1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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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污染防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态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因而如何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生态治理模式，提升生态治理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传统生态治理必须实现价值、技术、模式和能力等多维度的重构。从现实路径来看，重点是完善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协同治理平台，推进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增强生态环境数据传感器灵敏度、智能传输、生态环境要素的预测预警、分析决策和处置能力，使作为公共治理资源的海量生态数据、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优化政府生态治理的“生产力”，系统提升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协调运转＋统分结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治理策略

杨志军

2020, 36(3): 42-51.

摘要 ( 1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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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国家治理的紧迫议题，关键在于科学和政策。在科学维度，疫情防控要从医疗系统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医疗与决策、商业和社会系统的依赖共存关系，实现系统之间的协调运转；在政策维度，企业复工复产和脱贫攻坚要突出地方治理的经验、特色和优势，坚持统分结合，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发挥地方治理效能。在坚持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四大系统协调运转，奠基于法理型组织建设，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方略；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形塑于两大核心理念，形成国家治理的新动力。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行政审批改革走向“宏大的精微”——集中审批模式与精益改善模式的比较研究

潘墨涛

2020, 36(3): 52-59.

摘要 ( 1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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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轮行政审批改革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模式——集中审批模式与精益改善模式，二者的区别表现为是否设置权责集中的行政审批局。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实际调查研究与实证比较，得出两种模式在改革逻辑、历程、工具、成本、效果以及瓶颈问题方面的具体异同，提出对目前我国行政审批改革、“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政府重点工作的具体建议：留下试错窗口，缓推经验做法，走向“宏大的精微”。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德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

刘涛黎雨昕

2020, 36(3): 60-67.

摘要 ( 1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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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军人保障制度既反映出德国社会保障大厦体系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军人这个特殊社会团体和职业团体的独特性。由于定期服役军人的生命历程的特殊性，德国军人社会保障体系也为军人在生涯历程的阶段性过渡和转迁阶段提供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促使军人能够重新返回社会主流的具有强制社会保障义务的劳动就业关系中去，也有利于军人融入社会以及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福利、职业教育和能力培育等补偿性措施以货币性和服务性待遇相结合的形式得到落实，从而为军人的生命历程的阶段性转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美国军人保险的发展历程与制度转型

霍萱林闽钢

2020, 36(3): 68-76.

摘要 (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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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保险制度作为美国军人保障体系的主要支柱之一，在保障美国军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免除军人后顾之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美国从内战抚恤金制度产生到20世纪初期发展历程进行梳理，追溯美国军人保险产生和构建的政治与历史基础，以此来考察美国军人保险制度的转型，同时分析目前所形成的“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政府部门监管”的制度架构、性质和存在的问题，探讨美国军人保险改革的发展趋势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自卫官的社会保障制度

张继元

2020, 36(3): 77-84.

摘要 ( 13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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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卫官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从保障普遍性风险的制度框架内起步，在加强职业特殊性风险保障的同时，提升普遍性风险保障的统筹层次，形成了目前的制度体系。普遍性较强的经济保障方面，跨职域的一体化年金体系彻底解决了制度衔接问题。职业特殊性较强的医疗、工伤保障方面，无缴费型保障（2法）①+社会保险+互助共济保险②+团体医疗保险的多层次结构为自卫官提供了充足的因公、因私伤病的保障。日本自卫官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年金制度、互助共济保险、有“还付金”激励机制的团体医疗保险等政策，对完善我国军人社会保障制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韩国军人保险制度的发展历史与改革趋势

于萌

2020, 36(3): 85-92.

摘要 ( 12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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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独特的历史原因，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构建了以军人年金制度为主的军人保险制度体系。韩国军人年金制度建立在历史主义生产体系基础之上，体现了发展主义国家对政治正当性和特殊政治群体的保护。韩国军人年金制度具有综合保障性的特点，但目前也面临着财政不稳定和待遇保障性较低等问题。韩国政府为了维持军人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以及与其他年金制度的平衡，参考公务员年金制度的改革方案对军人年金制度进行改革，试图解决基金财政不稳定问题，同时通过鼓励地方政府和市场的介入，来丰富和完善军人及其家人的收入和生活保障，构建以社会保险为主体，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军人社会保险体系，以满足军人需求，保障军人福利。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实践进路

杨广越黄明理

2020, 36(3): 93-99.

摘要 ( 1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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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自觉制定并运用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同时依托最新网络科技成果，妥善治理网络价值观念体系的过程。在新时代背景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充分彰显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意蕴，凸显了防范和抵制敌对意识形态激烈攻击的现实意蕴并揭示了构建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体系的价值意蕴。为此，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应当加快主流意识形态网络化建设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法治体系、全方位构筑网络意识形态的内容监管体系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法治治理的创新机制，从而进一步维护我国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职业困境的整体性治理——基于浙江省的调研

张永梅

2020, 36(3): 100-107.

摘要 ( 1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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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需要一种“性别的想象力”，尤其要分析一种治理或政策对女性、儿童及家庭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有效化解育龄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是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下人口结构优化战略面临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议题。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笔者从雇主和育龄女性两个层面考察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对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基于整体性治理思路，从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生育成本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的重构、托育服务体系以及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再访部门宪法

苏永钦

2020, 36(3): 108-120.

摘要 ( 1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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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编写《部门宪法》一书，主要是有感于台湾地区宪法学呈现的诸多方法和方向的问题。宪政司法实务在法学理论引导下看似和民法、刑法一样成功，但只要做比较全面的检视，就不难发现其所建立用以规范公权力的宪法界线，反映的更多是源于他国历史经验或社会条件的评价，这种不假思索的移植未必能引起真正的价值共鸣，有时反而造成连锁的负面效应。新世纪二十年的发展，显示当时看到的问题确已变得更鲜明。再观察德国宪法教义学，近年也有从全宪法的体系注释延伸到个别秩序的明显律动。文章从台湾地区宪法教义学的走入歧途开始分析，再进一步说明为什么部门宪法的取径可以引导法律体系更合宜的运作，最后并不揣谫陋，就大陆地区现阶段情况是否适合发展此一教义学路径，简述拙见。

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再思考

张建田

2020, 36(3): 121-128.

摘要 ( 11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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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是“改革成果”还是“违宪违法”，始终是学界争论的热点。本文分析了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对军事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取舍提出了看法，认为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家和军事司法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军事法院的主业应当突出军事刑事审判工作，不宜审理军内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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