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王志凯

2015, 31(6): 5-9.

摘要 ( 2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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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规划，也就是通俗讲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推进亚洲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步骤；是中国推动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担当。“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话语权，塑造公平、合理和一个更广泛效益的全新全球治理秩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投融资体系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保障。“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贸易拓展，与“亚投行”的投融资运作，都需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经贸规则；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恰恰是最擅于在市场经济中长袖善舞的。过去30多年，中国成长了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力量，我们应该支持其参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和“亚投行”的运作，创新全球治理，促进全球发展。

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刘先春　王小鹏

2015, 31(6): 10-15.

摘要 ( 2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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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这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全面从严治党更需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才能使其成为治党常态，保持先进性。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是内在的统一的辩证关系，思想理念是制度建设的内核和本质，制度建设是思想教育的支撑和载体，两者紧密结合、同一互动是实现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就要实现“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的建设目标。

中央“八项规定”有效实施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借鉴

韩　强

2015, 31(6): 16-21.

摘要 ( 2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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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证党的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中央“八项规定”得到了全面落实，而且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应该深入总结其经验，为今后中央重大决策落实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借鉴，即必须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必须强化决策实施的组织领导，保证党的决策的权威性；逐步建立中央重大决策的正常响应机制，实现全党行动统一；必须发挥中央重大决策各实施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全党合力；健全完善相关制度，为中央重大决策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强化对中央决策落实的监督，确保监督形式多样、全面有力。

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戴辉礼

2015, 31(6): 22-27.

摘要 ( 22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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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政党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治理理论是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全面从严治党内含着丰富的治理要义。在治党主体上，强调自我主导、人民群众参与，体现主导性和合作性；在治党对象上，强调全体纳入、拒绝例外，体现全员性；在治党内容上，强调全面覆盖、不留空白，体现整体性；在治党方式上，强调多管齐下、从严治理，体现综合性；在治党目标上，强调提升执政能力，体现先进性和合法性。在坚持思想建党的前提下，立足于国情和党情实际，全面从严治党在实践中需要坚持领导带头，构建责任机制；坚持发扬民主，构建动力机制；坚持制度治理，构建保障机制。

多元信用监管下的政府信用建设

陈丽君　朱蕾蕊

2015, 31(6): 28-35.

摘要 ( 23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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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建设是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前提，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信用是政府凭借其对公众践约守诺的程度而获得公众信任的能力（资格/证明）。随着多元参与理念的影响，对公众践约守诺的过程在当下不仅依靠政府自身的动机与能力，还依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与建言献策。政府信用建设主体从单一政府向多元主体转变，从政府自身信用监管向多元路径监管转变。当前主要的多元监管路径有全民网络参与监督、听证会、媒体监督、信访、第三方组织监督、举报信箱、信用监督员监督、第三方政府信用评价等多种形式。以参与主体数量与政府态度为两大维度，构建涵盖所有监管路径的“二维四象限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监管路径的优劣势，提出完善多元政府信用监管体系的优化对策。

基于网格化的城乡一体化社会治理平台创新与应用^*

阳盛益　周超玥

2015, 31(6): 36-43.

摘要 ( 2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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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中央政府在十八大做出的重要部署，而实现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则是其应有之义。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正面临着从传统的城乡分而治之走向城乡一体化治理的多重挑战，构建一个基于城乡一体化的网格化治理平台是推进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一体化的前提基础。相比于传统治理模式，基于网格的一体化治理平台的运作主要体现出社会再组织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社区化、多元化和技术化三大特征，同时在管理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以及治理平台与资源共享等维度上具有明显比较优势。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为代表的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新模式有力地推进了当地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更好地促进了城乡一体化全面发展，也表明了新模式应用的可行性。不过，要想加快推进城乡基层网格化治理进程，地方政府还需进一步转变政府理念，完善网络体系，加强城乡网格化治理平台建设的协同性，提升服务平台所需的文化认同和人才建设。

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重构——一个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方环非　周子钰

2015, 31(6): 44-49.

摘要 ( 2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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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载体而不是动因，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城市问题一直未能占据重要地位。但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了城市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研究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关系，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引入空间研究领域，开创了一种新的空间研究范式。其中亨利·列斐伏尔、曼纽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是代表性人物，他们主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框架下对城市发展加以研究，并从多重角度阐释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变化的基本状况、趋势及其原因，构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空间理论的重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意蕴、演进历程与基本遵循

李东坡

2015, 31(6): 50-56.

摘要 ( 2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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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基于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实践运动以及人们价值实践的一种自觉建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结果和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价值言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体经历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性和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从主体维度、制度维度、关系维度和目标维度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更加清晰的基本遵循。

绿色化发展视域下“两美”浙江建设的社会文化效应——习近平“两座山”科学论断的体会与思考

隗斌贤

2015, 31(6): 57-63.

摘要 ( 2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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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发展是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思路，也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新诠释。为纪念习近平同志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提出十周年，文章以“两座山”论断为指导，从生态公正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视角对绿色化发展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以及通过社会文化建设推动“两美”浙江建设进行初步探讨，进一步明确“两美”建设本质上是社会问题，文化建设是灵魂，既需要社会公平也需要生态公正，还需要树立生态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才能形成全面、公正和长效的机制。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浙江“枫桥经验”十年回顾与展望

卢芳霞

2015, 31(6): 64-69.

摘要 ( 2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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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生动实践，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期间非常重视总结和推广的经验。近十年来，“枫桥经验”致力于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全国综治领域的一面旗帜，积累了具有重要示范意义与参考价值的经验。然而，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和社会管理体制弊端的凸显，“枫桥经验”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新时期，在加强基层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背景下，“枫桥经验”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转型，积极探索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机制和新路径。展望“枫桥经验”的未来，它将从　“碎片治理”走向“系统治理”、从“凭人治理”走向“依法治理”、从“单一治理”走向“综合治理”、从“末梢治理”走向“源头治理”。

社会主要矛盾与政府主要任务的转变

童　星

2015, 31(6): 70-73.

摘要 ( 2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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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政府确立自身主要任务的客观依据。建国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为社会主要矛盾，从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定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从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型为建设型政府；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形态已经变成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公共服务体系跟不上人民群众的需要，并且束缚了人民群众自己解决自己生计问题的努力，因而要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公共服务，进一步转型为服务型政府。这种转型需要内在的推动力即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明确的目标方向即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并注意统筹兼顾。

市场秩序在我国的历史流变

徐邦友

2015, 31(6): 74-80.

摘要 ( 2307 )

PDF (1089KB)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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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秩序是一种古老的经济生活秩序，人类对市场秩序的认识充满了歧见。经历二十世纪局部地区的计划经济实验，市场秩序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在我国，市场秩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流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对市场秩序认识上所达到的最高高度，意味着我们最终确立起了市场秩序在资源配置上的支配地位。文章简约梳理了市场秩序在我国的历史流变，概括了历史上市场秩序的四个特点，提出了建国后市场秩序发展的“四阶段”划分，进而阐述了关于市场秩序的新认识。文章对于深入理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或许会有些微助益。

协同学视阈下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运行模型

钱　洁　徐艳晴

2015, 31(6): 81-87.

摘要 ( 2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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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协同学的多元主体协同运行模型包括涨落导致系统偏离稳定态、协同需求发出、序参量变化、若干自组织式协同机制、各子系统伺服、实现系统有序六个阶段。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的运行模型以此通用模型为基础，结合对社会公共安全领域主体要素、其它要素与过程要素的考察，并增加法规政策导向、利益驱动和志愿精神驱动三种协同机制。以模型为依据考察我国的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当前体系存在开放性协同体系建设、序参量认识偏差与缺乏多元化协同机制等方面的协同障碍。完善社会公共安全协同，需要着重加强协同薄弱环节建设，完善序参量管理，完善三种协同机制的基础性条件等。

“三改一拆”经济社会效益实证分析与机制建设研究

王立军　裘新谷　陈旭峰

2015, 31(6): 88-94.

摘要 ( 2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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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改一拆”行动中，杭州市积极推进政策创新，找准问题症结，制定出有效的措施和办法，解决了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三改一拆”工作的经济社会效益主要表现为，有力推进了经济转型升级，提升了城市功能和品质，推进了美丽杭州建设，促进了法治杭州建设。为了进一步推动“三改一拆”工作，必须加强统筹规划和宣传引导，构建全覆盖、网格化的违建防控处置体系，完善支持政策和配套措施，形成长效工作机制，实现城市有机更新。

新常态下我国民营企业家的利益表达及其可能的发展

董　明

2015, 31(6): 95-103.

摘要 ( 2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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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发展的最基本面相，“新常态”则是近年来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新思维之所依。作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正日渐隆升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其发展路径究竟会呈现怎样的特质？有无一般的确定性规律可循？这些议题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也极富张力与挑战性。文章以我国民营企业家这个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重要经济利益群体为分析对象，通过对其具体的利益表达方式及今后可能的发展路向的客观剖析，试图从一个维度解析转型中国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可能的方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适应性研究——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考察

王思林

2015, 31(6): 104-110.

摘要 ( 24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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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适应性调整，这种适应性调整的核心是围绕组织的结构适应和功能适应两个侧面展开。具体可以划分为三个类型：一是通过反应性适应，在党的建设目标上将“发展党”与“巩固党”的任务融合在一起；二是通过效能性适应，在组织定位和活动方式上对基层党组织进行调整；三是通过功能性适应，适应农村环境和利益多元的考验，不断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

党员忠诚意识的坚守与强化——来自苏共的启示

王　洁

2015, 31(6): 111-116.

摘要 ( 2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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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忠诚对政党组织的兴衰聚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共思想路线的迷失、党内民主的缺失、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是党员忠诚流失的重要原因。这给中国共产党探索增强党员忠诚意识以重要启示：要以科学的理论来凝聚党员的忠诚，以制度规范来增强党员的忠诚，塑造清廉的政治形象来引领党员的忠诚，纯洁党员队伍来保证党员的忠诚，从而提高治党理政水平。

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

吴高庆　钱文杰

2015, 31(6): 117-122.

摘要 ( 2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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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是检察权运行的价值目标，是司法改革大背景下检察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是制约检察权扩张内在要求和提升检察公信力外在要求的统一。依法、独立、公正，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缺一不可。但是，我国检察权的多重权力属性和检察机关的特殊结构定位，滋生了我国检察权行使过程中的行政化、地方化顽疾。应当厘清多对关系，构建多重制度，以期推动检察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实质化。

论我国高级人民法院的职能——以行政审判为视角

廖希飞

2015, 31(6): 123-128.

摘要 ( 23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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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境下的高院职能并非单纯限于法院组织体系中上下级法院职能分工，而应当将其置于四大关系中去考察。高院在其中存在角色冲突，职能地方化、政治化、行政化、异化现象严重。现行的改革举措对于矫正高院职能的作用有限，应当坚持遵循职能法定、司法规律和改革逻辑的原则，从审判、监督和指导三个方面进行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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