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基于浙江省11市《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

郁建兴, 黄飚, 江亚洲

2022, 38(4): 4-17.

摘要 ( 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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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建设是一项长期和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引和地方层面的差异化设计与执行。在中央战略框架之下,地方如何因地制宜细化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设计共同富裕的政策路径?本文基于浙江11个设区市的共同富裕建设《实施方案》的文本研究发现,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各地对共同富裕的目标定位有先富引领、特色示范、后发跨越等三种类型,形成了创新驱动发展、激发民营经济创富、推进生态富民惠民、促进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融合发展共富、畅通内外循环聚富、数字化改革重塑社会治理、跨区域协作和实现精神富足等九大政策路径。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目标定位与路径选择可以归纳为“省级整体示范下的地方差异竞争”模式,该模式对于全国各地推进共同富裕以及理解当代中国政府在复杂治理目标中的政策执行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数字化改革的时代价值与推进机理

陈畴镛

2022, 38(4): 18-26.

摘要 ( 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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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具有政治自觉、勇立潮头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落实落地的使命担当,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的战略选择,是放大浙江改革开放先发优势全面构建共同富裕和现代化新体系的变革重塑,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根本动力。数字化改革具有与时俱进、塑造变革的特性: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根本保证,以坚持人民至上、满足人民期盼为价值取向,以坚持理论创新、聚焦制度重塑为主攻方向,以坚持中国道路、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关键标志,以坚持开拓创新、激发活力动力为鲜明特征,以坚持自我革命、重塑干部能力为战略支点。数字化改革的思维方法是系统集成、多跨协同:以整体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全方位、全局性、一盘棋,以关联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体系化规范化推进,以动态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的持续深化、迭代升级,以层次性特点把握数字化改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数字化改革的推进策略是平台为基、应用牵引:以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为数字化改革的关键“底座”,以“大脑”建设支撑数字化改革的智能化智慧化,以应用场景牵引体现数字化改革的人民主体性,以小切口大场景凸显数字化改革的实践可行性,以构建多跨应用场景强化数字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有效性。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治理:分析与反思

敬乂嘉, 任媛媛

2022, 38(4): 27-38.

摘要 ( 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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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全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背景下,对中国治理的比较特征和全球价值的正确认知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出发,选取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20项治理指数,分析和比较2000-2020年间中国的评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国际治理指数在该期间对中国治理的整体评价处在中间水平,略有上升;同时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相关评价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治理供给特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指数设计和运营上存在的局限性。对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认知,有利于正确理解和使用国际治理指数,以“办好中国事情”和“讲好中国故事”。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研究

陈丽君, 李言, 傅衍

2022, 38(4): 39-50.

摘要 ( 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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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关键在于改善创新生态。构建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是“四个面向”背景下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核心要义。从国内外创新高地生态系统的共性要素来看,创新要素的集聚融合、促进要素耦合的制度环境、与外部的开放协同是当前形成人才集聚强磁场效应和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必然选择。换言之,集聚人才、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不再是政府行为抑或是单一政策的问题,而是多主体协同、人才及其关联创新要素的共生演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和多元要素耦合、多元制度供给以及区域生态子系统间突破地理空间的深度互动等在内的生态系统构建。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作用机制,人才在知识的生产、扩散、应用各环节中进行配置与链接,受到所在集群(组织)、要素间制度安排、多个生态子系统间的空间交互影响。因此,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生态系统结构主要包括了要素层、制度层和空间层三个层次的内容。

以语塑心与国民治理:外语习得对政治认知能力的塑造机制研究

胡悦, 朱萌

2022, 38(4): 51-65.

摘要 (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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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外语的人口增加是现代化发展在个体层面的重要特征,也是一国站稳国际舞台、引领世界潮流的重要前提。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外语的对外功能和教育手段,对内功用尤其是社会政治功用和治理价值却不甚明了。“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结合语言治理和语言政治学逻辑填补此方面空白,指出外语习得对国民政治能力(特别是以政治效能感为代表的政治感知能力)的提升效果以及四种作用机制。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该理论的效果和机制假设。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外语(英语)水平对其政治认知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在机制上,外语习得通过信息获取进路上提升内部政治效能感作用最明显,而语言竞争优势则是影响外部效能感的主导路径。与此同时,价值西化路径并未对国民政治认知造成明显改变。据此,外语习得对于国民政治能力塑造功能更偏向素质性,而非价值性。对于语言政策场域理论的系统探讨和实证检验推进了对宏观语言政策微观治理逻辑的理解,为“语言-思维”关系这一经典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证据,同时对于像中国这样外语人口日益庞大的现代国家治理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我国改革语言政策和治理体系、提升国家能力、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证参考。

党的领导逻辑中的执政权:政治内涵与时代要求

刘红凛, 谭雅丹

2022, 38(4): 66-76.

摘要 ( 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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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的领导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始终都是相辅相成的,党的执政权始终都是建立在党的领导权基础之上的,掌握与行使执政权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有力方式。新时代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紧密联系党的领导权来深入思考党的执政权。比较而言,党的领导权属于“政治范畴”侧重强调“合公意性”,执政权属于“法律范畴”侧重强调“合法律性”;二者在内容范围、实践机制与方式上有所不同。只有从党的领导逻辑中来认识党的执政权,才能深刻把握党的执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内容、基本特点与基本要求。从党的领导逻辑看,党的执政权兼具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双重属性,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合法律性”与“合程序性”、时空性与边界性。新时代履行党的执政权,必须将党的领导权与执政权有机统一起来,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政治领导与政治监督;必须增强长期执政意识、树立长期执政理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必须与时俱进地改进党的执政体制与执政方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与时俱进地增强执政本领,以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局面取信于民。

虚拟连接:社会组织为何组织化——来自经济发达A区的个案研究

王清, 张楠

2022, 38(4): 77-86.

摘要 ( 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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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发展和稳定的双重考虑,国家促进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同时通过分级管理和限制竞争等方式防止社会组织组织化。然而,近年来社会组织之间出现虚拟连接。虚拟连接是指社会组织之间仅建立了关系网络,并没有推动议程设置。政府有效治理的逻辑与社会组织完成任务的逻辑,导致社会组织虚拟连接。一方面,政府基于有效治理的策略挑选社会组织,出现一部门一社会组织的现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为完成任务,依托政府纵横结构建立联系。社会组织间虚拟连接应政府需求而出现,依政府结构而发展,并没有与国家意志相冲突,但是仍然存在一定风险。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治的多元模式及其适用性

周俊, 赵晓翠

2022, 38(4): 87-94.

摘要 (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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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行业发展、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需要积极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共同治理,但是学界尚未对政会共治给予足够关注。借鉴网络模式理论,政会共治可以划分为配合型共治、协作型共治和合作型共治三种模式。对S市A协会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模式在存续时间、目标和前景、结构性联系、正式性、回报和风险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适用于不同情境。政会共治离不开特定的制度条件和互动条件,资源依赖程度、互动规则完备性、利益预期和策略能力共同形塑共治模式。政会共治多元模式的提出有助于理解共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能为在脱钩改革后建立良性互动的政会关系提供有益借鉴。

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的空间互动效应研究

程艳, 贺亮

2022, 38(4): 95-107.

摘要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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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2001-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产业同构与流通成本的内生关系和空间交互溢出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地区产业同构水平提升,流通成本呈现U型变动趋势,流通成本对产业同构存在正向的反馈作用;在地理空间上,产业同构存在负向空间溢出和正向空间交互效应,流通成本的变动表现为正向空间溢出和负向空间交互特征。基于降本增效导向和省际空间尺度的分析得出三点启示:第一,中央政府应着力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通道,引导流通活动在合意性范围形成循环累积、自我锁定和集聚效应;第二,地方政府应合理规划交通、网络“硬”基础设施并不断健全市场制度“软”基础设施,在降低制度性成本的同时引导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发展;第三,流通企业应同步拓展线下和线上流通渠道,在物理距离既定的情况下依靠互联网和科技实现传统流通渠道的成本压缩。

算法裁判的理论建构及路径选择——基于若干人工智能实验的启示

杨延超

2022, 38(4): 108-122.

摘要 ( 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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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裁判是智能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于人工智能是否适用于司法裁判以及能否进一步强化公平正义,还存在强化说与弱化说二种学说。为了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应用于司法裁判的困境根源及应对策略,实验团组进行了系列人工智能应用于证据审查、法律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的试验,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智能裁判的理论体系,包括计算正义理论、机器裁判权理论和算法可辩论理论;其中,计算正义理论强调算法对于推动司法裁判正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机器裁判权理论则强调以法官为主导、以机器为辅助的裁判格局,算法可辩论理论则强调算法的可辩论性为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提供有效保障。以智能裁判理论为基础,寻求裁判未来发展的路径:从裁判数字化向裁判智能化转变系总体方向;寻找法官与算法模型的黄金分割点,实现人工智能精准应用系核心所在;构建AI裁判模型算法审查制度则成为智能裁判体系建设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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