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彭宗超；黄昊；吴洪涛；谢起慧

2020, 36(2): 6-20.

摘要 ( 20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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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疫情为核心，以医疗卫生专业机构、政府和民众为多元应对主体，以媒体为信息桥梁的全方位、多层次应对，是信息时代突发不明原因及新发传染病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构建了疫情、医情、政情、民情和媒情为主的“五情”信息分析框架，通过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7日的网络大数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前期防控过程中“五情”的演化、互动与走势情况。在该分析时间段内，疫情信息演化可分为潜伏期、首次爆发期、首次平台波动期、二次爆发期和二次平台波动期等五个阶段，其中在前“四情”数据量中，疫情信息和医情信息总体水平较高。医卫机构和政府对疫情的反应无明显差异，且均高于民众反应；媒体对疫情的关注随疫情信息走势持续保持相对高位，网络大数据对不明原因或新发传染病防控具有一定的监测预警功能。针对类似不明原因和新发传染病，政府应重视“五情”大数据分析的监测预警作用，建构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社会合作网络并尽早进一步加强有关应急管理的“一案三制”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科学研究对政府决策的影响

齐晔；杜迪佳；董长贵；刘天乐

2020, 36(2): 21-31.

摘要 ( 16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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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和专家应该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大量及时的科学研究成果与疫情大规模爆发形成巨大反差。什么原因导致科学研究与防疫决策脱节？本文聚焦疫情早期，分析与疫情防控相关的多个科研主体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试图从影响专家决策判断的因素与机制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表明，疫情早期专家“决策保守偏好”是影响其对疫情做出“假阴性”判断的重要因素，即疫情严重，却判断为不严重。纠正专家的决策保守偏好，需要建立相应机制以鼓励其“积极主动”和“未雨绸缪”，克服官僚化保守倾向。文章最后针对科研和决策两个体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期有助于当前抗疫，以及未来科学研究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知识的力量与社会治理的引入──突发性疫情早期预警系统的完善

顾昕

2020, 36(2): 32-40.

摘要 ( 1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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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疫情的公共治理所面对的是一种未知的、不确定的事务。知识的增进、分享和使用，是其完善的动力之源，这一点在早期预警系统中尤为重要。对于疫情知识的增进来说，唯一可靠的承载者是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科学（专业）共同体社群机制的正常运作，是知识增进、分享和使用的保障。面对科学认知尚不完全明确并在不断变化中的突发性疫情，行政力量和行政机制的一统天下，常会呈现治理失灵。引入社会治理的理念，让科学（专业）共同体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发挥社群机制，不断增进对疫情的科学认知和风险判断，并在公共行动的决策中发挥知识的力量，是早期预警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高翔；郁建兴

2020, 36(2): 41-50.

摘要 ( 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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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

科学与价值：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风险决策机制及其优化

刘鹏

2020, 36(2): 51-58.

摘要 ( 15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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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本质上是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因此疫情防控的决策属于风险决策的范畴，即在专业性强、决策因素不确定性高、决策结果预期效果很难模拟的环境下如何制定风险管理决策。风险决策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科学与价值的关系。从已有研究和决策实践来看，学界的观点分为价值为基、科学至上以及两者的融合协商三种观点，从此次疫情发展过程来看，疫情防控的决策过程一直面临着科学和价值因素的绞合与互动。基于已有公开新闻报道资料，本文以最早发现病例个案到武汉市政府决定采取“封城”这个时间段的决策线索为研究对象，将决策过程相关的群体区分为科学群体和价值群体，并将该时间段的决策过程划分为价值为基、科学影响、科学主导三个阶段，同时总结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反映出来的中国风险决策机制的六大特征。最后，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在面临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风险决策时，必须建立科学与价值的制度化协商合作机制，并相应提出实现这个目标的五大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区高校大学生的精神状态与行为应对——基于武汉四所重点高校学生网络调查的研究报告

杨嬛；宾朋；和经纬

2020, 36(2): 59-74.

摘要 ( 14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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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演变成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作为核心疫区的武汉市首当其冲，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受到巨大威胁。在这个全世界大学生人数最多的特大型城市，有130万高校学生在武汉学习生活。他们在疫情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行为应对如何？本项研究以网络调查方式展开，针对这一特殊群体于当年1月底进行基线调查，主要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大学的全日制本硕博在读学生。调查数据涵盖了受访学生的精神状态、主观认知、回乡及留守学生对疫情防控的个人感受、疫情对教学科研造成的影响等方面。这篇“快手定制”的调查报告展示了新鲜的一手数据，以期为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积累实证素材，为各级政府决策和高校学生工作提供参考。

公共卫生学科作用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凸显

杨芊；徐小林；赵鸿辉；吴息凤

2020, 36(2): 75-80.

摘要 ( 1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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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学科的作用凸显。本文通过回顾2003年“非典”疫情及17年来公共卫生学科发展的历程，考察了公共卫生学科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从中提出了我国公共卫生、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及学科发展的任务与目标，特别是在人才培养、风险沟通及心理健康干预方面。

邻避运动中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与嵌入式治理

毛春梅；蔡阿婷

2020, 36(2): 81-89.

摘要 ( 1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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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邻避”往往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陷入“闹解”和“多输”的循环怪圈。基于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封闭决策—日常抵抗—邻避抗争—协商治理—原址重建”的历时性观察，建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理论框架分析冲突演化机理，公众根据感知风险、感知挫败以及对政府、环保机构的不信赖感产生“邻避情结”，而执政者“治理失灵”背后存在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深层逻辑。本文运用“解剖麻雀”方法透视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后，进一步从执政理念嵌入、工作方式嵌入、公众参与嵌入和政党力量嵌入四方面探讨邻避冲突化解的“嵌入式治理”路径，以期为基层政社良性互动提供参鉴。

治理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文献回顾

阿尔伯特·梅耶尔；曼努埃尔·佩德罗

2020, 36(2): 90-99.

摘要 ( 1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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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智慧城市以及相关议题的学术研究增长势头明显，但研究方法的碎片化使得研究争论处于混乱的状态。本文选取了51个出版物的语料库，通过描绘它们之间的差异进而结构化先前的研究争论。研究表明，这些出版物的研究重点各不相同：（1）首先，智慧城市中的智能技术、智慧人才以及智能合作方面有所不同；（2）其次，智慧城市的变革性和渐变性视角不同；（3）最后，智慧城市治理的合法性所强调的更优结果亦或更开放的过程之争议有所不同。我们提出了一个全面的观点：智慧城市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合作模式，其通过运用信息通讯技术 (ICT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手段来实现更优结果和更开放的治理过程。本文汲取先前关于电子政务（e-government）成功与失败的案例研究以及基于成熟的社会技术变革理论（sophisticated theories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展开研究。智慧城市治理并非只是一个技术层面的议题，我们必须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制度变化的过程，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其社会技术治理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性。

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的行动策略研究

王丛虎；马文娟

2020, 36(2): 100-109.

摘要 ( 12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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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政策扩散理论为基础，从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和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文件三个方面探讨了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的行动策略。研究发现：时间上地方政府公共资源交易政策扩散效应显著；空间上政策扩散的邻近效应明显，先行地区对周边地区起到创新示范作用；在政策扩散的路径上，公共资源交易呈现前期以自下而上的扩散为主，后期以“锦标赛”式扩散为主；在政策扩散的动机上，呈现强制和竞争交替的特点。

我国医疗机构声誉评价信息供给模式与改革取向

周小梅；张莹

2020, 36(2): 110-119.

摘要 ( 1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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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市场存在的较严重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医患间的交易成本，而医疗机构声誉评价信息供给可为患者提供就医参考，并激励医疗机构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传统计划经济政医不分的体制决定了政府主导医院等级评审制度。伴随医疗服务业管制的不断放松，我国医疗机构声誉评价信息供给模式正在从政府主导体制向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转变。政府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减少对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行政干预，为医疗机构声誉评价信息供给的公正性和真实性提供制度保障。而第三方评价机构则应从评价人员的专业性、评价指标的科学性、评价结果的公正性以及医疗机构声誉信息的真实性等方面提高声誉评价信息供给的有效性。

嵌入性：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

王磊

2020, 36(2): 120-128.

摘要 ( 1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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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治理形态演变历程来看，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嵌入性”特征。社会政策嵌入社会治理从“单一性嵌入”到“整体性嵌入”，实现了嵌入的工具理性选择。社会治理嵌入社会政策从“双向性嵌入”到“多重性嵌入”，体现了嵌入的价值理性判断。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治理实现了政治嵌入，但社会嵌入和经济嵌入尚不充分，社会政策的工具理性滞后制约了社会治理的可操作性。因此，要实现“整体性嵌入”和“多重性嵌入”就必须遵循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嵌入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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