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祝灵君

2017, 33(6): 5-14.

摘要 ( 3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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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制度运行都有成本和效益，政党制度运行也是如此。近代以来，历史和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党制度，没有选择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摆脱了制度自卑。两者比较，这是一个制度效益最大化而制度成本最小化的正确选择；尽管历史的选择不等于现实的选择，与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相比较，中国政党制度能够代表并有效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制度效益上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比较优势。只要持之以恒管党治党，就可以在制度成本上形成收敛函数的发展趋势，从而摆脱了一党制监督成本过高或两党制、多党制制度成本呈递增函数趋势的难题。中国的政党制度依然是当代中国人民的理性选择，这是确立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今后，需要通过明确中国人民利益最大公约数、增强政党代表力、通过协商民主巩固新时代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监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形成坚持和完善我国政党制度的制度自觉。

习近平创新思维研究

姜华有

2017, 33(6): 15-21.

摘要 ( 23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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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习近平创新思维的理论成果。创新思维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思维方式。在习近平看来，创新思维具有系统动力：责任使命驱动；社会发展牵动；群众实践推动；体制机制促动。习近平创新思维的基本原则是：继承和创新相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解放思想和底线思维相统一。习近平创新思维的主要方法：溯本思考创新法；前瞻思考创新法；立体思考创新法；结合思考创新法；开放思考创新法等，习近平创新思维方法及其运用具有辩证性、综合性和务实性特点。

习近平网络安全战略思想探究

王海稳郑秋伟

2017, 33(6): 22-27.

摘要 ( 2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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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与生产、生活的交融给国家网络安全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挑战与问题。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信息化与网络安全发表的大量的重要讲话和高屋建瓴的论述，把握其产生的现实背景、理念、特征及现实规划，对于我们进一步推进信息化时代的治国理政新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生态思想研究——从绿色浙江到美丽中国

张红岭

2017, 33(6): 28-35.

摘要 ( 2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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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地方从政经验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源头活水，研究和梳理习近平主政浙江的实践思考，对于深入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在浙江期间，作出了“绿色浙江”战略部署，他不仅率先在浙江阐释了著名的“两山论”思想，而且对生态意识觉醒、生态价值选择、生态发展道路、生态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综合治理、生态文明等系列问题展开实践反思。因而，从绿色浙江到美丽中国，贯穿了习近平生态思想的精髓。系统梳理和总结贯穿于绿色浙江到美丽中国之中的习近平生态思想，不仅有益于深入理解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历史渊源和精神内涵，而且有助于把握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战略、新实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风险叠加性研究

谢海军

2017, 33(6): 36-43.

摘要 ( 2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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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历史方位变迁，导致矛盾存在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需求内涵的双重维度发生深刻变化。影响社会矛盾客观条件从温饱社会的生存型阶段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型阶段过渡，以及人的主观需求从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层次提升的双重聚焦点，生存型矛盾与发展型矛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关键区分维度。以此分析视角，在时间维度上形成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中矛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压缩性”风险胶囊；矛盾空间维度上呈现出生存型矛盾的局部短板与发展型矛盾主体地位凸显并存的矛盾格局；矛盾关联性上表现为生存型与发展型矛盾的“共生性”状态。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研究：一个反思

肖扬东

2017, 33(6): 44-51.

摘要 ( 2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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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有关社会管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解大多采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依据“国家——社会”关系的侧重与偏爱，“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又可划分为国家中心视角、社会中心视角以及国家社会互动的视角。“国家——社会”分析框架虽略显宏大，但颇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上述研究通常都把“国家”和“社会”视作静止的单面体，这使得“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解释力受到影响；相反，把国家和社会当作变化的多面体来理解，“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会管理研究中的解释力将大大增强。

良序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公共生活的重建与协商民主的发展

李欣

2017, 33(6): 52-61.

摘要 ( 2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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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活是人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对维系社会关系、配置社会资源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公共生活及其社会治理技术也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化。传统公共生活和现代公共生活在社会结构、伦理基础、治理依据、治理机制和价值导向上具有显著差异。影响良序公共生活秩序生成的内在逻辑包括内部动因、组织结构、制度环境、技术规则和文化基础。良序公共生活的重建依赖于治理模式的转型。协商民主在价值目标、制度规范和技术规则等方面与当代公共生活相契合，为公共生活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制度与技术支持。在以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进良序公共生活重建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观念上、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瓶颈。

“最多跑一次”改革与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新发展

汪锦军

2017, 33(6): 62-69.

摘要 ( 2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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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既是“放管服”改革在地方的创新实践，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与以往很多改革不同的是，“最多跑一次”改革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改革，对政府职能体系、流程再造和运行机制都提出了多重改革命题，由此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为全局思考规划地方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对于统筹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多重战略意义。

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发展意蕴

李一

2017, 33(6): 70-75.

摘要 ( 2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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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引领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大核心价值理念，为我国各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向。浙江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根本价值遵循，着力于优化和改进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服务，以此来进一步带动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促进发展环境的全面优化，增强和激发各领域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浙江的生动实践，具有深厚的发展意蕴。

马克思实践观思想发展研究

袁伟

2017, 33(6): 76-83.

摘要 ( 23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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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一切旧哲学的标志，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梳理马克思实践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还原实践的本来面目、深化对实践观的理解、在二十一世纪发掘出马克思主义新的生长点。马克思的实践观思想萌芽于《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写作时期，形成于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这段时间，成熟于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完成这段时间。

从劳动到自由个性的价值中介转换——马克思交往实践的当代阐释

邵长超

2017, 33(6): 84-91.

摘要 ( 25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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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基本形式是联结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基本中介。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劳动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论意义从现代交往中被驱离出来。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劳动作为现代交往中介的价值缺失,而且同样展示了货币作为交往中介的人的价值遗失。虽然哈贝马斯把语言交往作为现代交往的基本形式进行了展示，但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方式在实际生活中却难以建立以人的价值为载体的真正有效而且稳定的交往关系。因此，重申现代交往的基本价值属性，发现现代人交往关系的始基性因素成为理解现代交往的核心任务。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以自由个性为价值驱动的实践概念不仅展示了人的存在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且以现实历史为依据创建出崭新的现代交往的可能性。

“微时代”应急处置的非常规挑战与应对策略——基于浦江“2•16”大搜救的案例分析

顾金喜

2017, 33(6): 92-99.

摘要 ( 2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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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的突发事件频发，已进入典型的高风险社会。“微时代”的到来给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如何应对随之而来的新挑战已成为各级政府能否成功应急处置的关键。浦江大搜救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深刻地反映了“微时代”微传播、微动员、微直播、微认同给地方政府应急处置带来的诸多非常规挑战，其成功应对具有典型意义。从浦江大搜救来看，“微时代”创新决策、社会协同和危机沟通模式等是成功应急处置的关键，应成为新时期突发事件创新应对的规范性操作流程。

代表制与民主：理论逻辑与历史实践的优先序之争

冉昊

2017, 33(6): 100-108.

摘要 ( 2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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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代表制和民主关系的最新理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挖掘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通过考察代表制的起源问题，并明确界定代表制、代议制政府和民主等几个易混淆的概念，我们发现在代议制民主过程中，“民主”不应当放在优先的位置，因为民主是否能够充分发展往往要受到代表制的局限；相反，“代表制”应当优先于“民主”——这不仅仅是因为代表制左右了民主发展的进程，还因为从内在逻辑上说代表制可能是包含了民主这个特殊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考察民主和代表制在我国的实践形式。民主在我国的实践体现为组织方式上的民主集中制，和实现形式上的基层民主、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代表制在我国的实践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梳理各自脉络我们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中国特色代表制之间，各有逻辑线索，并且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太能对中国特色代表制产生影响；相反，中国特色代表制却能影响、规约甚至某种程度上替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这种逻辑关系，与西方代表制和民主之间的逻辑关系的相似之处，对于如何通过排列代表制和民主的改革顺序，以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朱晓鹏

2017, 33(6): 109-115.

摘要 ( 23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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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代的视野来看，中国文化发展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过程。也就是说，它既必须打通“中西”，又必须对接“古今”，并最终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和现代思想文化的创新。具体来说，要通过这种“中西古今”的融合贯通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创造性转化，就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和努力：一是必须对中国历史上的基本原典以及重要思想文化现象作深入的解读研究。二是努力挖掘传统思想文化的普适价值及其意义。三是实现历史追溯与思想探索的紧密结合，即“史”与“思”的统一。四是要致力于探讨传统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现代价值和现代意义。只有这样，在当今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中,民族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才既可以有其具有普适性的现代性坐标,也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基础。

政府R&D资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温州规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的随机前沿分析

叶海景

2017, 33(6): 116-122.

摘要 ( 2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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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总体上可分为挤出效应和诱导效应两大类，且不同条件下政府R&D资助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温州规上工业企业不同产业的面板数据，采用知识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R&D资助对企业R&D投入存在“诱导效应”，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创新推进潜力还有待进一步开发；政府R&D资助对获利能力较强的高新产业的创新效率提升更为明显。为发挥财政资金的最佳杠杆效应，政府要适当提高财政研发投入，并更多地向高新产业倾斜。为了防止企业将创新补贴资金挪作他用，可以加大政府“创新券”的发放力度，减少现金补贴的比例。

绿色发展理念的人文意蕴

王颖杰

2017, 33(6): 123-128.

摘要 ( 22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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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理念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绿色发展，多次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绿色发展是实现国家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对以往的发展理念的继承和发展，除了强调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之外，更加体现了对人的发展的深刻关切。因此，绿色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理念，具有深刻的人文意蕴。绿色发展理念具有双重释义，既有以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内涵，又有以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社会各领域变革发展，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意。同时，绿色发展理念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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