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区直管社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探索——基于铜陵市铜官山区“区直管社区”的实践分析

陈圣龙

2011, 27(6): 5-11.

摘要 ( 25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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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解决政府部门与社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成为现实发展的迫切需求。民政部牵头在安徽进行了社区体制改革的试点:铜官山区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区直管社区”综合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探索了新的发展路径。尤其是“一个核心三个体系”的社区组织架构有效地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为此,笔者进一步提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基石的论断。

价格管制失灵与公立医院的药价虚高

顾昕

2011, 27(6): 12-22.

摘要 ( 24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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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卫生费用中的药费支出比重长期畸高不下。作为药品销售的最主要终端,公立医院中存在着“药价虚高”的现象,即公立医院倾向于高价进货、高价销售药品。即便在药品批发市场上存在着价格便宜的进货渠道,公立医院也倾向于视而不见。将药价虚高的现象归咎于公立医院的逐利性是皮相之见,因为逐利动机并不必然导致“高价进货、高价销售”这种运营模式。导致这种模式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不当价格管制在公立医院中营造的制度结构。尤其是政府对公立医院实施的药品加成管制,致使公立医院不采取高价进货的商业模式就必将利益受损。对药价虚高的公共治理之道不在于增多管制措施或强化现行管制措施,而在于调整或改革现行的管制措施。健全医保付费机制是正本,取消药品加成管制是清源。只要正本清源,公立医院药价虚高的顽症就不难治愈。

实行基本药物制度背景下乡镇卫生院的行为取向——以山东省章丘市为例

刘晓璇

2011, 27(6): 23-29.

摘要 ( 2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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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行为取向的转变是农村地区基本药物制度改革成功的关键,制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有关制度分析的理论对这一转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项研究运用上述理论,结合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实践,构建了理论分析框架,并对山东省章丘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章丘市的调查显示,基本药物遴选、零差率销售政策、非正式规则导致卫生院采取呼吁或退出行为来改变其面临的成本或收益,而财政补偿及绩效工资的设计是实现乡镇卫生院忠诚于制度的根本途径。因此,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融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关键是通过财政补助、绩效工资的激励机制设计改变乡镇卫生院的激励结构,也需要辅之以其他政策工具来影响乡镇卫生院的成本或收益,使其行为向有利于政策目标的方向转变。

日本经验与医疗服务定价

崔佳；李志红

2011, 27(6): 30-34.

摘要 ( 2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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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绍了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明确了合理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需要达成以下三个目标:平衡医疗服务相关各方——医疗方、保险方、患者方的利益;对医疗服务提供方产生正确的激励机制,引导他们为患者提供恰当的医疗服务;对医疗技术的发展及社会成本的变化等及时做出反应和调整。据此分析,认为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未能充分反映各方意见、未能充分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的价值以及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速度缓慢等。而日本的医疗服务定价机制中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制度设计,包括建立医疗方、保险方和公益方的三方协商机制、发挥医疗服务价格的引导作用以及定期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

民间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与治理网络——以浙江商会为研究对象

张超；吴春梅

2011, 27(6): 35-40.

摘要 ( 2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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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发展中的社会资本与治理网络优化之间具有内在的契合性。浙江商会治理网络优化的过程也是其社会资本转型的过程。人格依附是浙江商会成长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态,最终造成了当前普遍面临的内外部治理网络困局,实现治理网络优化的关键是构建制度嵌入型社会资本。制度嵌入的基础是基于治理系统优化的各参与主体平等互动的治理网络平台构建,核心是基于治理网络规范化的内部制度嵌入与外部制度嵌入的联动,难点是基于治理网络创新的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生成、价值与运作——村民自治运行的政治社会学变迁

陈浩天

2011, 27(6): 41-46.

摘要 ( 27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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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群众自治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形式,村庄内生和行政外赋是村民自治制度生成的双重逻辑架构。同时,村民自治也是一种有效的基层治理模式,其制度运行历经了权利保障到民主启蒙的价值嬗变过程。在运作模式上,村民的民主权利要在公共事务的组织参与中得以变现,目的就是城乡人口流动和融合的背景下进行社区和村庄治理。因此,村民自治的程序提升了基层民众的民主能力和民主素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基本形式的村民自治,已经催生和引发了一系列积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促进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党政组织能否应对变革?——基于组织学习深度的实证研究

严国萍；陈莉华；高翔

2011, 27(6): 47-53.

摘要 ( 25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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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的迅速变迁提出了超越传统科层制组织形态、建设学习型党政组织的必要性。运用组织学习深度的诊断工具,对浙江省部分党政组织129名受访者的问卷调查表明,党政组织已为其成员创造了较好的心理安全环境,也表现出对更好工作方法的持久关注,具备了一定的应对变革能力。但与此同时,对异见和新思想的接受能力不足、开展自我反思和从组织已有实践中学习的自觉性缺失,以及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不畅等构成了党政组织的学习障碍。为此,党政组织可以通过建立共同学习机制、制度化的反思机制和组织内信息传递机制等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决策失误探析

肖剑忠

2011, 27(6): 54-60.

摘要 ( 27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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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重大决策中出现了失误,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认真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追溯根源,则是建国之后党领导建立的庞大政权体系所具有的官僚主义逻辑,以及全能政府所衍生的“总体性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毛泽东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的主观努力,而使得其最终未能做到深入调查研究。在当今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结构的优化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各级党委政府的科学决策更有可能实现和更有保障。

对民主集中制的再思索

张旭光

2011, 27(6): 61-66.

摘要 ( 26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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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运用,在革命战争和和平建设年代曾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作为起源于我党战时的决策体制,在我党执政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当今民主化、信息化社会,其弊端的一面日益突出,进一步加以完善已势在必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我党新时期在对党的执行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新要求。所谓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①。为此,我们认为:要完善民主集中制,必须首先认识它的弊端之所在,然后按照党内民主建设的总体要求加以改革。从长远来看,总的方向是,在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框架内,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植入选举制度(程序)、公开制度(程序)和监督制度(程序)三项基本制度(程序)。

自治还是他治:村民自治权异变及其治理

张敏

2011, 27(6): 66-73.

摘要 ( 2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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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权的异变是村民自治实践中的根本性问题。考察村民自治权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村民自治权与国家政权尤其是乡镇政权关系的维度;另一个是村民自治权与村民关系的维度。村民自治权的异变在这两个维度上发生,在前一维度上村民自治权异变为乡镇政权的附属权力,在后一维度上村民自治权异变为村庄内部为少数人把持的私人权力。村民自治权的异变使得村民自治演变为“村民他治”。对村民自治权异变的治理主要在两个维度上进行,但不论在哪一个维度,其任务都是长期和艰巨的。

中国法律体系形成背后的政治逻辑:基于418部法律的考察

周振超；刘元贺

2011, 27(6): 74-80.

摘要 ( 25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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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0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如何建立自洽的理论逻辑来理解中国的“大国法治发展道路”是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其中,有必要求解推动中国法律体系起源、成长与转型的力量源是什么这一理论命题。通过对1954——2010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418部法律进行归类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党的工作重心转变、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视与推动、国家机构间的有效协商是中国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的三个主要推动性力量。

论提高政府维护社会公正秩序的能力

何建华

2011, 27(6): 81-86.

摘要 ( 2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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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社会公正秩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当前我国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秩序方面的缺位,凸显了政府加强自身各方面建设的迫切性。我们必须以维护社会公正秩序为核心,来界定、限制和规范政府职能,努力提高政府维护社会公正秩序的能力。

整体政府改革:日本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蒋敏娟

2011, 27(6): 87-91.

摘要 ( 2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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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日本桥本内阁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即致力于重构一个整合的、协调的、行动一致的政府,这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整体政府”理念不谋而合。本文阐述了日本整体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包括结构性协同机制安排与程序性的协同机制,并对日本的整体政府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了简要阐述,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构建中国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几点启示。

基于信息整合与人员下沉的城市管理创新研究

高恩新

2011, 27(6): 92-97.

摘要 ( 2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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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对效率的追求催生了以精细化、数字化为特征的网格化城市管理系统。北京东城区、上海浦东新区在网格化城市管理向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转型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本文从整体性政府与信息技术整合的角度分析了两地实践探索的路径、进展与异同。东城区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注重于信息技术整合的流程再造,而浦东新区更注重基于执法整合与下沉的组织创新。这两种模式都力图借助于信息技术实现城市社会管理的高效率、精确化与可控性。但是,城市社会管理必须超越对“效率”的迷信,回归城市生活的根本目标。这也许是城市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未来探索亟需回答的问题。

农村金融支农效率的比较研究——以浙江省农村信贷投资的产出效应与收入效应为例

陈时兴

2011, 27(6): 98-104.

摘要 ( 2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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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农村存贷差、存贷比、资金净流出、资金外流率和信贷投入的产出效应等指标及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利用2001～2008年浙江省农村增加值与农村信贷数据及1985～2009年浙江省农民纯收入与农村信贷投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从业人员就业结构等指标,对农村信贷资源的支农效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信贷资源投入的农村地区产出效应高于非农村地区,乡镇企业的产出效应高于农业,农民增收效果明显且时间差异不显著;但农村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农村资金外流严重。本文意图为我国金融支农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与政策选择参考。

民营企业工资增长机制的维度断裂与福利非均衡——兼论浙江省“协同机制”的范式创新

许光

2011, 27(6): 105-110.

摘要 ( 24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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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与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是我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关键。通过将福利经济理论创造性地引入民企工资问题,发现民企工资总体水平偏低且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是政府、企业、劳动者和第三方组织在福利三维度的层面断裂,突出表现为各行为主体的参与缺失和功能不足。若将工资增长作为劳动者获取福利资源的有效测度,可发现民企工资增长机制在福利对象、福利提供主体和福利构成三维度表现出显性的非均衡,并进而引发强权博弈、福利挤占和禀赋缺失。浙江省在构建民企工资增长“协同机制”的实践中,通过强化决策者层面的行政福利、执行者层面的职业福利和监督者层面的志愿福利,有效解决了劳动者在利益分配格局中被弱化和边缘化的局面。但这一创新带有显著的区域色彩,要实现更大范围的推广需要进一步思考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滋生及演化逻辑

何显明；金进喜

2011, 27(6): 111-116.

摘要 ( 2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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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泄愤型群体性事件的触发及其发展演变具有比一般群体性事件更强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就发生的社会背景、体制根源,还是发生、演变的基本过程和基本要件而言,它仍然表现出了相当清晰的内生演进逻辑。只有深刻地理解和把握这种演变逻辑,建立健全预警机制,阻断偶发性事件与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关联,才能最大限度减少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对公共安全秩序的冲击。

农村基督教发展态势及其社会影响——基于浙江的研究

孙雄；黄佳

2011, 27(6): 117-124.

摘要 ( 2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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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工业化、城镇化、村民自治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基督教的组织结构、传教方式、活动空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督教作为社会实体,与其他社会实体处于相互关系之中。由于基督教价值取向与活动方式的独特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会实体产生矛盾和冲突。随着基督教徒人数的增长,特别是“老板基督徒”等新群体的出现,基督教已经成为农村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建设产生影响。

提升浙江省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思考

吴国庆

2011, 27(6): 125-128.

摘要 ( 2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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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十二五”浙江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浙江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发展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质量不高、发展不协调。要加快推进全省服务业发展,必须创新服务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推进中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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