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研究

叶笑云许义平

2012, 28(5): .

摘要 ( 2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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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矛盾运动构成了宁波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驱动力，而一个相对成熟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宁波市从“包容性发展”理念和价值观的确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结构的扩展和优化、合作治理机制的构建等几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而基层社会服务供给二次分工机制作为基层社会服务领域资源配置方式的创新，丰富了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宁波市的创新实践产生了社会管理互动性、服务性、专业性和社会自主性水平的提高等效应。

浙江首批三峡移民的经济适应——兼论模糊人情化扶持及其超越

刘志军孙泽建

2012, 28(5): .

摘要 ( 27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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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浙江嘉善和长兴首批三峡移民的调查，发现其经济适应上具有经济状况改善但仍存在心理落差、就业非农化但职业选择具有模仿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形成又深受基层组织在移民生产扶持中的工作方式（我们概念化为“模糊人情化扶持”）影响，而使移民工作出现各种问题。因此，要继续改进移民的经济适应状况，需转向明晰制度化支持，包括帮扶决策民主化、帮扶时间集中化、帮扶期限明确化、帮扶安排制度化、帮扶机制去人情化、帮扶方式市场化，真正实现移民的社会融入。

基于有效治理的地方民主发展之道——杭州“民主促民生”战略的政治学思考

赵光勇李力东

2012, 28(5): .

摘要 ( 20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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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的“民主促民生”战略，是以民主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地方治理中以民生问题解决为导向，建立政府主导、公民参与、多元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地方治理的转型与优化。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背景下，杭州的实践开创了一条政治发展的“中国路径”：增量民主与有效发展，通过社会建设为政治建设“造因”，从社会民主与生活民主的途径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杭州实践为我国其它地区的地方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从科学技术批判到生产方式批判——析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

胡建

2012, 28(5): .

摘要 ( 2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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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从批判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非理性运用入手，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反生态性，并据此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决对策。这主要包括：其一，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境遇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是物质资料生产，而且涵纳“生态生产”。其二，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形态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劳动生产的目的不是无限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三，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机制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采用“混合型”的经济模式来发展生态生产。其四，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后果上的反生态性，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强调，应在分清生态责任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的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观”对中国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启迪意义。

政府经济规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姜涛

2012, 28(5): .

摘要 ( 2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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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各地抢占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但全国各地产业发展“各行其是”，导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一窝蜂式发展的局面，存在产业同构和产业过剩的隐患。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强外部性、高风险性、准同步性等特征，因而仅仅依靠市场手段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客观上要求政府对产业进行经济规制。进入和退出规制政策是治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关键环节，相机抉择的价格规制政策、质量和数量规制政策、投资规制政策等都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序发展。

网络舆论与政府回应机制研究

丁白云顾丽梅陈贤生

2012, 28(5): .

摘要 ( 21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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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分析了网络舆论与传统舆论的差异及网络舆论多元化的表达途径，探讨了其对官民互动，监督政府行为和解决民众诉求，缓解社会矛盾方面的作用，以及它的局限性，即形成数字鸿沟、网路暴政、网络水军，以及网络新意见阶层的非理性冲动等。政府应通过技术发展，扩大民意收集手段，引导传统媒体与网络舆论的互动，重视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转变治理方式等方法加大对网络舆论的回应力度。

网络舆论与问责公正——网络舆论引发的行政问责现象探讨

邓蓉敬

2012, 28(5): .

摘要 ( 2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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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已经引起重视，但对行政问责的影响并未受到关注。行政问责固有的特性，使得它并不能和司法审判一样具有较强的“免疫力”。如果不重视行政问责中的网络暴力和舆情审判，整个行政系统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只有将民意和法意有机融合并健全网络问责的程序性规定，才能确保问责公正，促进网络问责和网络自身的健康发展。

污名化：“网络暴力”的风险效应及其现实隐喻——以“李刚门”事件为分析个案

姜方炳

2012, 28(5): .

摘要 ( 2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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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反映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关系，其本质是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污名化的对象指向是存有差异的。但就现有的相关研究而言，大都只将考察的目光聚焦于社会边缘化群体，并囿于“强→弱”二元权力结构中的单向思维，而忽略了网络时代正演绎着的另一番近乎逆反的污名图景。本文以“李刚门”事件为个案，通过对整个事件演变过程的细致描述和深入分析，认为“李刚”的污名化是“网络暴力”的一种风险效应，它是经由群体认同的分化、网民情感的动员以及网络话语的垄断等一系列网民交互过程演化而成的社会后果。同时，这种污名化的行为主体具有明显的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等特征，实质是断裂社会民粹化的一种潜在病兆，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加以审慎对待。

论发展的正义维度及其评价

何建华

2012, 28(5): .

摘要 ( 21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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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对发展进行正义评价是发展合理性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发展进行伦理评价的基本尺度。对发展进行正义评价必须坚持自由与秩序相统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德性与幸福相一致、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引导社会发展向着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方向演进。

对消费主义之六重维度的反思性批判与启示

曹东勃

2012, 28(5): .

摘要 ( 2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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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费主义观念的批判，要求我们获得六大启示：（1）启示我们在当下的社会重新思考人与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2）启示我们更深层地思索制度文明的构建，在利用资本的同时，更要充分驾驭和有效导控资本；（3）启示我们应时刻警惕在那种经济理性信条下诱发的经济增长癖，追求一种健康的稳态经济状态；（4）启示我们重树对于人类当下及其未来的忧患意识、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科技发展的辩证认识；（5）启示我们关注时代的精神状况与人的精神现象；（6）启示我们深层次地继续反思和批判主体性形而上学传统。

马克斯·韦伯的儒教经济伦理观评析

刘凯

2012, 28(5): .

摘要 ( 23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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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通过分析儒教的伦理教义，在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比较中，发现儒教“适应”传统秩序的羁绊、君子理想的约束、传统人伦观念的抑制、不拒斥巫术、缺少理性的计算法则等特征，因而认为儒教与理性资本主义缺少“契合性”，儒教是妨碍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作者对韦伯儒教经济伦理观的局限性进行了剖析，并指出走上人类社会资本主义道路是多种原因促成的，而韦伯仅从单一的宗教伦理即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没能走向资本主义的原因，并不能真正指出中国没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深层原因。

从身份认同到角色认同：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现代转换

鲍跃华

2012, 28(5): .

摘要 ( 2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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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是关系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方面。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建设状况直接取决于他们的代表性状况。因此，准确把握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建立科学的代表性选择机制，是增强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的前提条件和关键环节。为此，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及时转换对党外代表人士代表性选择的惯性思维，从强调静态标识的身份特征转到重视功能效应的角色要求上来，确保代表性实至名归、堪当重任。

当代中国“议行合一”学术争论及其硬伤

张阳

2012, 28(5): .

摘要 (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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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议行合一”的学术争论所呈现出来的学术现象是非常独特的，争论的双方处在一种无法对话的状态，出现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争论中所包含的政治和法律的二元区分，这可以被近似地理解为争论的软伤。而相对应地，争论的硬伤是指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表述的误读。这些误读体现在三个角度：在译文角度，译文的偏差特别是“兼管”这个无中生有的词，让双方做了无谓的消耗；在原文角度，对原文层次性推进的忽视，让争论集中在乐观主义的层次，而没有涉及到悲观主义的层次；在概括角度，权力、机构、人员三个概括角度并列，将工具性的问题价值化，也就无法区分在“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前提下工具性设计的差别。

刑事社会抗拒发生机理研究——以钱明奇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钟云华

2012, 28(5): .

摘要 ( 20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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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社会抗拒是借刑事犯罪为手段实施的对社会制度安排的抗拒，是一种由现实性冲突转化而来的非现实性冲突。刑事社会抗拒演进中，弱势方表达和强势方打压的对立与斗争贯穿始终，打压所输入的风险能量与行为人的边缘化人格交互影响、共同作用形成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由于参与方在认知态度、制度依赖、行为选择等方面具有多样性，各阶段又都存在除险可能。

社会变革的动力谱系：基于中国改革的经验性研究

郭根范明英

2012, 28(5): .

摘要 ( 21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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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变革的具体动力与性质而论，一般包括利益与危机驱动的诱致性变革、压力与竞争驱动的强制性变革以及权威与创新驱动的自洽性变革，且呈现结构性的谱系。据此对中国改革历程展开经验型分析可知，30多年的中国改革历程分别经历了三种类型，即共识主导型改革、市场驱动型改革以及民生诉求型改革等。展望未来，信任合作型改革类型或将成为未来中国改革的可能范式，而以创新与权威驱动为主的自洽性变革则构成了其主要动力结构和应然趋势。

城市网络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与要素

徐翔

2012, 28(5): .

摘要 ( 2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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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范围内网络文化的强势崛起对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与发展特点带来不同于前网络时代的变化，“网络文化软实力”建设成为驱动网络信息时代城市文化提升和城市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诉求和支撑。本研究从目标层、模块层、要素层的整体架构，从城市网络文化软实力的基础与支撑、成果与表现、影响与功效三大方面，从网络文化基础力、提供力、表现力、传播力、效果力、扩展力六大结构模块，对城市网络文化软实力的构成模型及其要素进行分析。以期对城市文化建设和城市竞争力构建提供有益指引。

核心价值观建设与社会心态调适

冯婷

2012, 28(5): .

摘要 ( 2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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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是弥散、浮动于社会或群体中的、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基调性的社会心理体验和行为反应倾向，是社会心理对当下之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即时回应。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是特定社会心态的客观根源，而社会中通行的核心价值观，则是从社会成员客观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到社会心态的中介转换器。怨恨、疑忌、冷漠、暴戾、投机、浮躁、焦虑、迷茫、自我弱势想象等社会心态的蔓延，既显露了我国社会制度、结构层面的失衡与裂痕，也表征了核心价值观某种程度的缺席。要重塑核心价值观，并使其真正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认同，这种价值观必须最大程度地反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共通的利益。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中，这种共同、共通利益的现实基础，也即在分化中维系着整合、在彼此的殊异中保留着一致的共同社会存在形态，就是人们所共同持有的公民身份。

试论杨朱社会思想的可贵之处和缺陷

尹中琪

2012, 28(5): .

摘要 ( 21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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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他“一毛不拔”的说法向来被曲解和误传，本文结合史料记载，探讨了杨朱社会思想的可贵之处，指出他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早期中国版的个体自然权利思想，在缺乏个体权利思想和实践的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中非常可贵。本文也指出了杨朱思想的缺陷，对何种情境下不适用“一毛不拔”进行了探讨。

公共文化服务的社区化转向——基于宁波后大街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庄飞能

2012, 28(5): .

摘要 ( 20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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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民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这要求国家将公共文化服务真正落实到民众身上。而我国长期以来以文化事业部门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形成的部门化服务体系，很难使公共文化真正下沉到基层。因此，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探索一条有别于以文化事业部门为主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建构以社区为重点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社区品牌文化：成效与限度——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实践的思考

张杰霞

2012, 28(5): .

摘要 ( 2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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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以打造品牌文化作为发展自身文化的一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社区治理能力、保障了居民文化权益，但也存在违背公共文化服务精神、消解普通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削弱社区居民归属感等可能限度。因此在发展社区品牌文化的同时需要综合考虑大众文化需求、厘定政府与社区的角色职能，给社区以适当自主性，更好地发挥品牌文化效应，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基于宁波市后大街社区的调查与思考

孙政

2012, 28(5): .

摘要 ( 20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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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下沉到社区，离不开社区社会资本的支持。通过对宁波市文化型特色品牌社区——后大街社区的考察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可以激发公共文化建设的内生动力，动员社区各主体参与公共文化建设，提高社区居民自觉参与公共文化的积极性。因此，充分挖掘和提升社区社会资本的文化影响，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对社区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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